经济学家误导信息化

经济学家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人物。去年，随着"郎顾之争"不断升级，一连串关于"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争论前所未有地涌现，这一切随着国资委抛出暂停国有企业MBO的一纸公文而暂时终止。但是，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结果让类似的评论欲罢不能。吵吵嚷嚷中，民众已经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失去了耐心与信任。

中国作为世界IT大国提供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一个肆无忌惮的平台，而围绕飞速发展的中国IT经济的诸多话题，无论是电信改革，还是数字电视、3C、智能交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等，缺乏真正的理性分析注定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言论是空洞无力的。

传统经济学遭遇IT难题

快速发展的IT业是中国第一大产业，但中国IT产业的结构不合理，总体水平落后。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染指该领域。IT产业结构的优化是衡量中国由IT大国向IT强国转变的关键。于是，经济学家们说中国IT重硬轻软、重加工制造轻产权研发、重技术轻应用、重电子轻政务、重建设轻整合。而提出问题总是比解决问题简单，更何况地球人都知道这些。更关键的是，对于电信改革、3G开放、数字电视开播等提出的建议等都不应脱离了中国市场的现实，不应一味基于自由市场的需求来估计而忽视了现有的供给能力与政府的操作水平。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凤歧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有出息的中国经济学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只是研究国外的或者书本上的东西，那是不符合国情，必须有自己的建树，对社会有贡献的才够得上是经济学家。"IT经济做遵循的原理如摩尔定律、马太效应都不是经济学自身的理论，而是信息技术的一种模式，传统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对短期收益的热衷必将损害IT建设的系统性，产生"信息孤岛"；一味追求模型分析的实证分析与规范性分析，对于新兴的IT经济解释遭遇了理论不足的难题。

道德沦丧遭遇以人为本

自经济学家樊刚暴出"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的评语后，崇拜经济学家的人才如梦初醒。

亚当.斯密毫不隐晦：经济秩序建立的准则是人类自身的利益。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在选择自身行为时，没有任何道德的或者宗教的神圣标准，只有最大限度符合私利的实例主义判断。而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观点来看，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科技以人为本，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后，信息技术的地位日益重要，因为劳动者已经不再单纯是体力劳动者而是劳动知识化、智能化；生产工具也网络化了，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各行业的信息化使得智能化劳动工具代替了体力；互联网成为最大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也是基于互联网的信息资源和信息资源开发。因此，人的作用空前凸现出来。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学家的职责是不同的，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就是要让政府和老百姓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当今中国经济学家的最大职责。在IT成为中国第一大产业的现在，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应该是IT经济的实践性分析与理论创新。但主流经济学家并未在IT应用上有建树，对于IT教育、人才培训少有贡献。在IT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振兴方面都未有实质贡献。而实际上，IT的以人为本基于以应用为本，脱离对IT应用的探讨去追逐新的技术与全球化的潮流都是危险的，也是违背科技以人为本原则的。

全球化碰撞先天弱势

以凯恩斯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遭遇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后，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又开始抬头，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他们大肆鼓吹全球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就在主流经济学家为全球化摇旗呐喊时，"左派"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深刻揭露了全球化的陷阱。如拉美、俄罗斯的悲惨遭遇。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却打着经济自由化的旗号，大肆鼓吹全球化，主张放弃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放弃IT核心标准的建立，放弃IT贸易保护政策的立法工作。响应着经济学家的自私性与资本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些亲美的主流经济学家成为当今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学家群体。这一点，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曾经严厉批评过。

效率与公平的争执

现代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很长一段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颁给了主张效率优先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梅森因为研究贫困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将政府制订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定为"平均主义与计划经济全面回潮"无疑是别有用心。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也忽视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特点。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化，产权改革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焦点。不少人借鉴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关于产权与交易成本学派的主张。而经济学上的产权，主要从经济活动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去认识。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卖光国企"、"冰棍论"、"靓女先嫁论"、"烂苹果论"等掀起了第一轮国企改革高潮，包括格林柯尔、TCL等从而引发"郎顾之争"。主流经济学家对于IT经济涉及的企业改革所作的论述，依旧沿用传统经济学的套路，对网络经济的虚拟性、信息不对称性视而不见。在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TCL并购汤姆逊以及TCL、长虹的改制，都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家的种种猜忌而不是建设性意见。为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某著名经济学家说：电子商务整合了产业。但是，脱离了电子商务必须基于传统行业应用基础的立足点，这对于一个新兴产业显然不利。

警惕比较优势论

"摸着石头过河"曾经被誉为中国改革的经验，但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只不过是在改革初期改革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长期遵循这种战略，以一种"试试碰碰"的方式进行改革，只会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事宜时矣，我们需要警惕比较优势论。不要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来与其他国家的劣势相比。中国是世界IT大国，在IT产品出口贸易上一直是顺差，但是中国只是加工贸易国，且出口多为外商企业；另外切不要因为中国在标准制订、核心技术研发等方面没有优势就放弃努力，直接采用国外的东西。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种观点很有市场。从WAPI的风回路转、数字电视的前途未卜都可以看出，我们对于所谓的劣势的恐惧与所谓的优势的热衷。另外，关于IT经济的垄断、成本分析、税收、金融等改革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主流经济学家们鼓吹完全放弃电信市场、完全开放3G，而这与外资的需求不谋而合。因为凭借西方理论来度量中国经济，显然是犯了形而上学毛病。

误导还是误解

中共十六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这是对过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修正。单纯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了中国的贫富分化与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盲目地吸引外资，使得外资在IT出口中比重过大；过分强调发展工业与服务业，忽视了农业经济等，这些曾是中国经济学家生存的大环境。有人说中国缺少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差距，中国的学术选拔机制不科学，中国的经济研究氛围不足等。我们承认不好的制度容易催生坏人，但这绝对不是核心原因。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不均衡甚至是畸形发展导致了这些经济学家走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学科本身就不具有任何人性化可言。经济学家们的鼻祖亚当.斯密宣告了"经济人"的自私性，后来者就无法撕掉这样的标签。如果有人敢冒大不韪，一定会招徕骂声一片。某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在"郎顾之争"后回应"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人"，从经济学家鼓吹放弃企业家的原罪开始，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经济学作为一种逻辑学科代替了国家意志的体现，这不能够不说是经济学家的越位与法学家的失职。清华大学的韩秀云教授认为：经济学家必须站在公正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不能够搀杂个人利益而对问题作出片面的分析和解释。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经济学家们来不及总结和研究，从而得出了不合理的结论和意见，这是误解中国经济的话，那么对于IT产业这样的新型产业，全球都是同样的起步，经济学家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且中国强大的IT经济背景提供了足够的研究模型，无论是实证分析还是规范分析，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例子，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经济学家们显然是误导中国IT经济的发展。

在网上公布出主流经济学家们代言的企业后，他们以前所有的言论都会贴上"利益"二字，他们要么是某上市公司的董事或者独立董事，要么是顾问或者候选人，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往往在多家上市公司里兼职，并领取着不菲的佣金。这种现象在IT业尤其多，电信业如中国联通、IT分销如神州数码等，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经济学界流行的一句话：一流经济学家做顾问，二流经济学家跑讲演，三流经济学家写专栏，不入流的经济学家当教授。做董事与顾问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你以多重身份来对待你的利益，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了利益丧失了中立。茅于轼教授指出做顾问或者董事要透明化，收入摆出来，你帮人说话，你要说的有道理，大家才听，否则要律师干什么？

IT经济学的回家之路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一件有200多年历史的事情，此前，它与哲学、历史、伦理学还是融合的。但爱德华.萨伊的"一个科学的历史，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呢"以及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比特的"谈到经济学，我认为哲学的外衣也是可以脱掉的"。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就是说，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任务，因而就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有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成立。中国的IT经济提供了一个让经济学任意发挥的大好平台，发展经济学以及信息经济学都可以大干一场。可以为迷失的经济学找回一条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学追赶世界经济学的通道。但是，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回家的路》里的结论显然是悲观的："因为经济学不讲道德，脱离哲学就注定了无路可回"。

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李约瑟难题"已经众人皆知，但是中国经济学上有"海尔布鲁纳难题"少有人了解，它的内容是"中国有那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但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在海氏看来，自然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制度下，只要经济问题用传统或者命令方式的方法来处理，就决不会产生所谓的经济学这一领域。同样，IT经济的改革必须打破这种高额的制度成本。电子政务的推行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随着整体经济的前进而细分，与其他各学科或者不同的地理区域结合起来。中国经济的奇迹并没有让中国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任何建树，现在如火如荼的IT经济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实际上为IT经济自己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经济学家关注本土IT经济的实际应用，与市场经济的其他特点进行融合产生新的经济分支，如信息经济学、信息资源开发学、信息管理学等，真正为IT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或实践上的推动。韩秀云指出：经济学家应该做三件事：将理解能力还给民众，让他们分辨是非；建立市场选择能力和机制的同时，让经济学家选择自己的定位；让民众走出对经济学家的迷信时代。如果说经济学家误导信息化，那么他们应属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撮人。

其实，无论主流经济学家还是非主流的"左派"，他们在博弈中无非围绕利益二字，但究竟是物质利益、学术利益、道德利益还是其他，我们不得而知也没有必要知晓，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利益对峙的时代，哪一家说话都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区分的关键在于所代表的集团的性质罢了，如果代表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你是否是主流经济学家，你是否代言企业以及你是否个性张扬，统统的都没有关系。但是，中国IT经济的崛起的确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回家的路，至于如何走，就看他们能否结合实际，不再照搬西方理论，不再一味代言而荒废学术研究了。

来源：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