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情报竞争（AMT研究院 彭辉 编译）

这篇文章研究了情报竞争——CI 在韩国发展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通过文章，作者论述了环境力量和公众情报需求是CI需求和实践发展的主要动力。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s）早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建立正式的CI 项目，并且从那以后不断地改进他们的CI 实践。由于CI实践一般都是企业在秘密的进行，一般认为韩国的CI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韩国CI未来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如使在地下秘密进行的CI活动公开化，改善CI的公众形象，发展基础设施等。文章同时也讨论了国家环境与CI的重要关系，如民族文化与CI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关键词：情报竞争、韩国、CI发展的驱动力、CI的发展阶段、韩国企业

作者简介：

金匡烁（Kwangsoo Kim）是韩国汉城Konkuk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主要讲授战略管理和情报竞争。他获得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战略管理的博士学位，是国际竞争情报协会（SCIP）在韩国的主要协调人，同时还是《情报竞争与管理》、《韩国国际商业评论》的编委。其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情报竞争、战略规划以及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研究文章发表在：《国际商业评论》、《商业研究》、《国际管理评论》、《韩国管理学报》、《韩国管理评论》。

Email : kkim@konkuk.ac.kr

金素锦（Seungjin Kim）是法国地中海（mediterranean）大学的经济与管理系的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兴趣为情报竞争和知识管理。

Email : kisjkisj@dreamwiz.com

近些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韩国企业面临着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外部环境，为了获得生存和成功，他们迫切需要更确切的把握外部环境。为了应对需要，许多韩国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追踪环境变化、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这些企业不一定将此称之为情报竞争（CI），但是为了改善决策条件和战略的执行，许多韩国企业都努力从外部环境中（如：竞争对手、消费者、技术专家、政府、经济学家等等）搜集、分析、散布和利用各种信息。

现在，很多人都为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和韩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感到震惊。在2003年，韩国有12家企业入选全球财富500强企业，韩国也成为全球第12大经济体——不可思议的发展——事实上韩国在三四十年前还是一个非常小的经济体（Hong ，2004）。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的支持又有好的机遇，一个及其重要的原因是韩国企业的情报竞争能力，正是CI让他们能够理解和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有人认为：CI是企业有效的制定发展战略、决策制定与执行的基础（Behnke & Slayton ,1998），在CI方面发展核心竞争力塑造了韩国较高竞争性的经济和韩国企业的独特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相信研究CI在韩国企业中的发展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能更清楚的理解韩国企业现在以及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然而，除了一些书籍、论文、杂志上的文章外，关于韩国的CI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而仅有的那些文章通常都是赶时髦而以（如：Yoon,1988;Lee,2001;Lee,2002）。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全面研究CI在韩国的发展，以起源于北美的CI的概念为基础，并把韩国强有力的CI分析引入到CI的文献中去。

文章由如下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章节讨论韩国CI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以及CI在韩国的发展阶段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CI咨询、CI团体、出版刊物和一些权威的领军人物。接下来的章节叙述韩国CI的现状及特点。再接下来，对CI在韩国所面对的一些关键挑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详细的论述。最后的部分是探讨研究的一些关键性结论以及研究的意义。

韩国CI发展的驱动力

与其它的管理实践活动相比较，CI更受到特殊的国家环境的影响（Tao & Prescott,2000），为了能够更好的看清CI在韩国未来的发展，有必要研究是什么力量驱动着韩国CI的发展。我们认为，关键的因素有两个：1）环境力量；2）公共情报。

环境力量

环境力量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产业影响因素：如竞争对手、消费者、劳工组织和供应商（Hill & Jones,2001）。当上述的环境因素变化后，企业的CI需求和实践也会随之变化。影响CI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政治法律、经济、产业、工业技术；而影响CI实践的因素主要有：社会文化和科技信息。表1总结了各种环境因素在不同的时期的不同影响作用，表明了CI的需求和实践是如何受影响的，并给出了二者间的关系。正如表1所展示的，在很短的时间内韩国的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CI的需求和实践的。

表一：推动韩国CI发展的环境力量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韩国处于军人政权的统治下，为了从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恢复过来，韩国实行政府主导的工业复兴计划（Kong ，1993）。为保证重建工作的成功开展，政府和企业必须合作。企业需要政府的帮助以获得新的商业机会和资源，同时，政府也需要企业的配合优化经济结构和发展。因此，相互之间的利益让政府和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企业有很大的动力去维持这种关系，通过与政府相关的官员的密切联系能获得各种各样的商机和好处（金，1999）。在这个期间，韩国的经济是相对闭关自守的，市场空间比较小且竞争是有限的，但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的数目和规模都有了显著地增加。因为国内市场的有限，政府为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开始推动出口。顺应政府的政策，许多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从70年代就开始建立一般的贸易公司来促进出口（Yoon ，1988）。在那时候，韩国几乎没有什么领先的工业技术，更谈不上从技术领导地位获得竞争优势。在社会文化方面，韩国人注重通过血缘、同学、同乡建立非常强的人际关系，而这种文化使得你很那拒绝那些关系密切的人的不正当的请求和提议（Donga Daily Newspaper 2002）。这样，那些在社会上有权势的人很容易受到腐败的诱惑。同时落后的立法和执法进一步滋长了这种社会疾病。

由于这些环境的力量，到70年代，韩国企业已经需要情报竞争，用来监视政府的政策意图、政治变化，以及一些重要的信息：1）进行游说活动的信息；2）了解国外市场动态，促进出口。在80年代以前，韩国企业进行的是非正式的情报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人关系获得那些未公开的信息，而这样做的道德风险是很低的。在这段时期，情报竞争并没有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优势。

1980年，第二个军人政权取代了统治韩国20年的原有的军人政权。新政权镇压大众传媒和产业的合理行为，产业和企业被迫进行调整（kong ，1993）。很快，企业就不得不寻求与政府建立新的关系并发展政治网络关系，相互间的利益使得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再次得到加强（Monthly ， Mal , 1992）。在80年代期间，韩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开放，与国外市场一起，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同时，198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来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在80年代后期，其它的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环境力量包括：韩国股票市场的重启和工人罢工（kim，1989）。这些力量迫使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得更加敏感，包括监视各种关键的宏观环境变量如竞争者和工会。在这个期间，大型计算机和无线通讯技术开始使用，如电报、传真和电话，但是韩国限制了进入工业技术领先的领域，而且仍然不具备领先的技术地位，也不能从此获得竞争优势。在80年代，韩国的社会文化没什么变化，依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状态。

依据上面的讨论，有理由认为：80年代韩国企业对情报竞争的主要需求包括：监视政府的政策意图、政治动向和重要官员保证进行游说活动所需的信息，更好的掌握国内和出口市场，跟踪竞争对手和工会活动。此外，在80年代韩国企业进行情报竞争主要依靠个人，通过人际关系来获得未公开的信息，很少运用信息技术，不过这种做法的道德风险很低。

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军事专政后，进入90年代后，韩国终于迎来了连续三届民选的民主政府。民选政府力量的增加，使得原先政府主导的政府、企业关系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关系仍然有相当大密切。另一个影响这种关系的原因是立法更加严密，执法也更加合理。在这个期间，许多产业解除了政府管制，实现了私有化，WTO成立后，经济规模增大，同时也变得更加开放，全球市场也在扩大(kim , 2004)。因为劳动力短缺和工人罢工，工人工资大幅上涨，许多的韩国企业开始海外投资，进行国际化经营。同时，更多的外国公司也开始在韩国投资，开发、利用韩国不断增长的市场。在90年代后期，韩国也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从而暴露了企业对环境理解的不足和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最终导致政府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公司的重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府管制的解除以及私有化，韩国企业面临着适度的竞争和不确定性的环境。90年代，在全球化的竞争中，韩国企业失去了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优势，他们不得不把精力转移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Kim ，1995）。与此同时，以互联网和计算机系统为主的信息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使得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了解得越来越多，他们也变得越来越精明。在90年代，韩国在社会文化方面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如：传统的以家庭为核心的重要性被削弱，财富不断增加，性别偏见减少，政府更加民主。然而，尽管宏观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传统的人际关系和对腐败的容忍程度依旧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Im ,1994）。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一些观点：首先，在90年代韩国企业情报竞争的主要需求包括：监视政府的政策意图，政治变化和有影响力的官员，为出口和FDI而了解国内外的市场，同时追踪竞争对手、消费者、技术、工会以及产业和经济的变化趋势。其次，在90年代期间，韩国企业进行情报竞争依然主要依靠通过人际关系获得未公开的信息，而不是公共信息，虽然与以前相比，他们广泛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来更多地利用公共信息。

从2000年早些时候开始，民主改革政府采取政策、法律和社会方面的措施向腐败和不公平宣战，打破原有的政府和企业间的经济关系，比前任政府更加严密的制定法律，严格执法（Kim，2003）。现在经济规模变得更大，经济也更加开放，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壁垒。韩国市场变得高度全球化，竞争也加剧，同时工资水平也显著上升。由于上述因素，为了生存下去，许多韩国企业不断在全球扩大他们的商业活动，开发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韩国不断扩大的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进入（Kim，2004）。由于中国快速地赶上韩国，甚至是在一些关键性的产业上，韩国为了将来的生存和成功被迫开发并依赖于那些先进的工业技术（Kim ，2001）。同时，信息和通讯技术在韩国国内和全世界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末的早期，韩国社会文化的一些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对腐败的容忍度，这些可能对将来的情报竞争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新政府进行政治、法律和社会的改革，韩国民众开始不宽容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平。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逐渐流行，但是，建立起来的稳固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商业力量，当然它也在不断的减弱。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观点：第一，在20世纪末的早期，韩国企业的情报竞争需求主要是监视全球市场和变化趋势，更好的理解全球性的竞争对手、消费者、技术、标准、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的趋势。当然监视政府政策、政治变动和政府的一些关键人员依然是必须的，但是其重要性降低了。第二，在此期间，相对于公共信息来说，韩国企业似乎仍然依赖于未公开的信息，但获得这些信息的道德风险增加了。这表明，在进行情报竞争时，他们更倾向于利用个人的人际关系，而较少的依赖媒体、网络和其它的来源。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展示了在韩国情报竞争中一些起重要的推动作用的环境力量。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情报竞争发展的不同时期，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力量是不同的。图1说明了这个现象。在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由于军人政权直接控制了经济和商业活动，把握政治力量是韩国企业情报竞争的主要需求，而经济、产业和技术的重要性相对低一些。但是，进入90年代后，由于连续出现了三届民主政府，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产业和技术的冲击和伴随而来的竞争，使得政治情报的重要性相对降低。现在，随着旧的政府——企业关系的打破，政府改革带来政府项目透明度的增加，经济、产业和技术力量成为情报竞争的关键性的影响因素。

图一：环境力量对韩国CI的影响

公共情报

公共情报成为CI发展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根据金博士（2002），韩国的现代情报是由国王Kojong在1902年建立起来的，被称之为“Je-Kook-Ik-Moon-Sa”。这个组织由61个代理组成，搜集关于政府关键人员、政治犯、外国的外交官和间谍的信息，并直接向国王汇报。

但是，直到1945年韩国独立后，才有系统的公共情报搜集（Kim,D，2002）。独立后，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起军事力量，并在军队总部建立了军事情报中心。实际上，这个中心是现代情报在韩国的真正起源。该中心为现代意义上的情报竞争提供了一些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韩国国防部情报处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先驱，两位主要的负责人现在在国防部领导下的军事情报处。它同时还是下面说到的国家情报处的人力资源的来源。

另外一个在韩国公共情报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961年（Kim,D，2002），当时的总统尹潽善和他的助手Jongpil Kim——曾经是军队情报中心的成员，创建了韩国中央情报局（KCIA）。情报局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KCIA是韩国第一个国家级的情报中心，通过这个情报局，韩国开始系统地搜集外国的情报。这个情报局后来在1980年转变成国家安全战略机构，再后来在1997年改为国家情报服务机构（NIS）。NIS（www.nis.go.kr）的使命包括：1）搜集、分析、发布外国和国内安全情报；2）维护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材料和设备的安全；3）调查影响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

除了前面谈到的军队和国家情报单位之外，还有其它的国内的政府部门涉及公共情报与安全，包括统一部、法院、政府行政和内政部门单位，外交事务部和贸易部。在各种各样的组织部门中，在外交部国外事务部和贸易部下有一个“韩国贸易投资促进局（KOTRA）”，类似于日本的JETRO的机构，它是最有名的涉及公共情报的组织之一，该机构以系统地搜集和分析关于外国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环境要素信息而著称。

公共情报在韩国的发展已经从一些重要的方面影响着韩国的情报竞争。首先，公共情报为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专家和研究方法。例如，许多第一代的情报竞争专家就来源于军队的情报机构，现在一些企业集团的关键的情报竞争专家如三星和LG的专家来自于国家情报服务和政府机构。其次，公共情报也对民众关于情报竞争的看法同时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是它使得大部分韩国民众能够接受情报竞争并理解其重要作用，因为韩国还在和朝鲜对抗，在近代历史上韩国也经历了一些主要的战争。消极的影响方面，许多韩国人把情报竞争与机密、间谍联系起来，就像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画面一样。最后，公共情报还给韩国企业实施情报竞争也带来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一些大企业很早就通过雇佣军队和国家机构的情报人员建立起正式的情报竞争部门，但是大部分的企业都是秘密地进行情报活动，对公众隐藏情报竞争部门和专家，而且目标在于搜集秘密和未公开的信息，在下一部分将展开论述。

韩国情报竞争的发展阶段

依据前面探讨的情报竞争的驱动力，在本节我们将论述：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家族企业（Chaebo group）是怎样开展情报竞争的。

在70年代以前，韩国的集团企业没有建立起任何正式的情报竞争部门（Monthly Mal , 1992）。相反，他们依靠非正式的情报竞争，利用高级顾问和执行经理——大部分是政府高层官员和情报人员的个人关系网络，主要搜集未公开的而又必须的信息。在此期间，企业似乎只有通过非正式的情报竞争集中于狭小的目标，主要是的国内政治环境，包括：政治、政府政策和需要进行游说的关键人员，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关键性的信息全在政府那里。在那个时期，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那种非正式形式的情报竞争面临的道德风险是比较低的。表2总结了这些论述。

表二：韩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家族企业的CI实践活动的发展
 

在80年代，正式的情报竞争开始在子公司和公司集团层面上出现，这些企业集团都是具有领导地位的家族企业（Chaebol group）（Yoon ，1988：Monthly Mal ,1992）。在80年代初期，家族企业（Chaebol group）在7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一般性的贸易公司，如三星、Daewoo，开始建立起正式的情报竞争。这些子公司通过人际关系和其它渠道搜集范围广阔的信息，包括国内的供应商、国外的出口市场、标准、政策、经济趋向。那时，他们成为许多集团企业重要的信息来源。此外，在80年代中期，许多一般的贸易公司都建立了监控系统，分支广泛分布于全世界，从整体上搜集私人和公共信息（Sung ，1995）。通过这些信息系统，他们逐渐在组织中培育起情报的观念和文化，建立起直线形式的情报系统，并建立情报报告系统以完善情报竞争项目。

同样，企业集团层面的正式情报竞争部门也是在80年代的早期建立起来的（Monthly Mal，1992）。当第二个军人政权开始镇压大众传媒、调整产业、重组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时，企业集团为了不受伤害能生存下去，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获得政治、法律环境情报，政府的政策消息，拼命地和新政府建立关系。当Kookjae Group——7家顶尖的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被政府重组后，对这些情报需求达到了顶峰（Monthly Mal，1992）。企业集团的情报竞争部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关于政治和法律环境、政府政策方面的未公开的信息，通过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游说政府官员建立新的关系。这些情报是直接向集团的总裁和主要的高级执行经理汇报的。这些情报竞争部门在企业集团中秘密地进行活动，向公众隐瞒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对自己组织成员都隐瞒自己的身份（Monthly Mal，1992）。

在90年代，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在子公司和集团层面上的情报竞争都有显著的发展。随着80年代韩国股票市场的重启，90年代初期的股票交易企业和许多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建立的相关的经济研究组织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原有的一般贸易公司成为那些集团企业的主要信息来源（Monthly Mal，1992）。这些股票交易公司系统地搜集关于政治、经济、产业成员和变化趋势的信息，国内外市场的动态，以及其它有助于提高决策有效性的信息。

在集团企业的层次上，1989年至1991年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家族企业集团（Chaebol group）开始使用集团网络信息系统，这事得其国内和国外分公司、研究机构的雇员和监视人员能够进入该系统中，从而检索、查阅范围非常广的信息（Sung，1995）。这些系统的例子包括：三星的“TOPICS”、LG的“TOBIS”、可隆的“KICINS”（Sung，1995）。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系统大大改善了对企业内部网络、互联网和相关信息技术的应用。除了利用集团网络信息系统之外，集团企业的情报竞争部门还通过人际关系、其它渠道和其它的网络来大量搜集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是未公开的、高度机密的，包括：政府的政策、政治、经济和其它企业集团的情报（Monthly Mal，1992）。这些信息主要在集团和分公司的主要经理人员间共享。在90年代期间，信息技术被广泛的用于搜集公共情报，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它也成为全球信息的一个可靠来源。

在20世纪末的早些时候，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集团已经能够很老练的在集团层次上部属网络系统并在分公司建立情报竞争部门。现在，这些公司对关于国内的和国际环境的情报有着广泛的需求。今天，信息和通讯技术已经彻底地渗透到情报竞争当中去（Korea Economic Newspaper，2003）。带来的结果是，对公共情报的依赖明显上升，虽然对传统的未公开的信息需求依然很高，但其相对重要性已经降低。同样，对于通过非人际关系渠道如大众传媒、互联网获得情报的需求也上升，虽然人际关系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但其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处于领导地位的韩国企业最近开始强调对信息分析的重要性，但是其重心仍然在情报搜集方面，搜集与分析的比例严重失调。随着新政府在近些年开始进行政治、法律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领导地位的企业集团进行情报竞争的道德标准也相应地提高。

韩国情报竞争的基础设施

为了更加彻底地了解情报竞争在韩国的整体发展，有必要考察一下韩国情报竞争的基础设施，包括：CI咨询顾问、CI团体、CI教育和研究、CI出版刊物和CI方面的领军人物。

CI咨询顾问

在韩国有许多很小的CI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CI实践活动。先看CI的咨询和培训机构，包括：联合咨询公司（1983-1995）、实施咨询公司（90年代）、IBS（情报库系统）咨询公司、韩国管理协会全球标杆化研究中心、3mecca公司、韩国科学和技术情报研究所，还有其它的一些国际性的公司如AC尼尔森在韩国的分公司。

在这些组织当中，对CI发展最有影响力的是1983年成立的联合咨询公司，它在1995年被并入IBS咨询公司（www.ibs.co.kr）。联合咨询公司从1983年开始举办工业情报专科学院，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该学院为2500多人提供了一周的培训课程。这个项目为CI的专家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交流机会，并维护相互间的联系。不幸的是，2002年后这个学院被关闭了。

另外在90年代中期以后，CI服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而且相当活跃。这些公司有：韩国经济研究所、CIB通讯、Wiseinfonet、Naeil Shinmoon、Iquick、Infocast、Synapsoft、Internent Metrix、Sun & Moon Consulting 、Venturetopia 、CJK战略公司和其它的一些跨国公司如Synovate。除此以外，还出现了CI查询引擎公司，如：3soft 和 Korea Wisenut 。

CI团体和会议

CI团体分为两种类型：私人型的和公共型的。私人型的指CI专家私下的聚会，他们并不从属于某个组织，而公共型的指那些CI专家参加公共的会议，其本身还是某些组织的成员。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私人型的数量巨大且非常活跃，而公共型的几乎不存在。

私有型的团体又被分为两个主要的小群体：一个的人员主要来自工业情报学校，另一个的成员主要来自各种私人型和公共型的组织。从1983年以来，来自于工业情报学院的CI专家通过举行非正式的会议来交流，共享信息和保持联系。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正规的会议，如“星期二会议”、“星期三会议”、“星期四会议”，通过这些会议，那些来自股票交易公司、银行和一些公共组织，如：检查机关、国家情报服务处、国家警察署的CI专家们就可以互相学习交换信息（Lee,2003）。每个星期都会举行大约20场类似的会议。同时，来自不同组织的CI专家们还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会议来进行交流。

与私人性质的CI会议相对应的是，有影响力的公共型的CI会议几乎不存在。事实上，也有人曾想努力建立公共型的CI组织，但目前他们还没有成功。最近的一个尝试就是2002年成立的SCIP，但是由于那些CI的职业人员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这个组织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CI教育和研究

直到20实际莫的早些时候，CI才从单纯的商业领域、图书馆和信息技术中脱离出来，获得大学和研究人员的注意。CI这么晚才引起大学的注意的原因在于韩国的CI活动天生就是秘密进行的，在早期，教师和研究人员很难有机会接触CI活动。

在大学的CI课程设置上，从2002年开始韩国Konkuk大学的商业研究生院开设了“CI管理”和“CI分析”两门课，从2002年开始Seungkyunkwan 大学的图书馆与信息专业的研究生院也开设了“情报资源管理”课讲授关于CI的知识。关于CI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四篇论文（Lee,2001；Lee,2003；Choi,2000；Sung,1995），其它还有少量的研究CI的文章（Lee &Kang,2002；Kim,S,2002；Lee,2002；Kim,W,2002）。此外，在2002年，Biblia 图书馆与情报科学组织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学术会议。此外，韩国还翻译了一些外国的专家关于CI的著作，包括Kahaner（1996），Prescott & Miller （2001），Fleisher & Bensoussan （2003）。在早期，韩国的研究人员也写过少量涉及CI的书（Yoon，1988，1989，1990）。

CI出版物

从90年代初期开始，大众传媒开始关注CI。第一篇关于的CI的文章是发表在1992年的Monthly Mal 关于家族企业（Chaebols’） 的“生存游戏——情报战”。从那以后，一些文章陆续出现在1994、1995、2003年的《韩国经济报》，1997、1999年的《经济日报》。后来，从2000年开始，CI在数码化的媒体与出版物上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CI的文章也更加频繁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上，如Monthly Joongang （2002），Weekly Donga （2001），Electronic Newspaper （2002），Korea Economic Newspaper ，Daily Economic Newspaper ，Economy 21。

CI的领军人物

如果没有那些关键性的CI领军人物，现在韩国企业的CI活动是很难说的。毫无疑问，早期最有影响力的CI领导者是Eunki Yoon，他是来自于军队情报处的官员也是三星（贸易）的CI人员。在1983年，他和他的同事Hongmoon Bae 一起创建了联合咨询公司以及工业情报学院。他们为许多韩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并且在近20年的时间内培训出了2500多位CI专家。90年代，执行咨询公司的总裁Byungmoon Chun 是另外一位著名的CI领军人物。近些年，从3mecca、Miran Park 出来的Eunkyung Kim 和他的文章一起成为非常活跃的CI影响力。在那些大公司里如：三星、LG、现代汽车、SKT、POSCO、可隆等还有一些CI的权威人物，但是他们不愿意出现在文章中。

当前的CI状况与统计

在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的CI活动的影响下，并且依靠韩国的CI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施CI项目，为有效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支持。韩国研究CI的先驱人物Lee（2001），在一些经验证据和统计资料对韩国的CI活动进行了分析。由于企业的规模对CI活动有重要的影响，在统计分析中，依据Lee（2001）的数据分别对大企业（雇员超过1000人）和小企业（雇员在1000人以下）进行独立分析。表三显示了CI相关的统计分析。

表三：韩国企业CI实践活动的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