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软生态”风险

 告别“软生态”风险

贺志刚

一个小小的公路收费站就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山东一家连锁经营企业的总裁谈到跨省经营的问题就很无奈：“不是我们不想去河南开店，那边儿的收费站是‘背靠背’，过了一个收费点马上就是下一个，你很难控制物流配送成本。万一哪天一车货让莫名其妙的人给扣住了，损失怎么算？”

山东有相对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从省会济南到地级市连锁店的配送时间和成本都很容易控制。虽然这家企业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扩大经营规模到省外，但考虑到邻省经营环境的种种不确定性，与其到别人的地盘里冒险，还不如在熟门熟路的山东省内精耕细作。

一个小小收费站“多收了三五斗”，损失的是一个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外部生存环境的种种不确定性蕴藏着太多的风险。

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单位，企业与外部环境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换活动，涉及资金、人力、技术、信息等多个方面。美国管理学家卡斯特将企业外部环境划分为一般外部环境和特殊外部环境两个层次。外部环境包括企业的一切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文化环境、技术环境、教育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特殊外部环境指的是与企业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诸因素，又称为直接环境，它和市场有关，因此也称之为市场环境，包括顾客、供货者和竞争对手。

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外部环境是一般外部环境，流行的说法更愿意将其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部分。“硬环境”多指交通、通信、土地等基础设施，“软环境”则指信贷、税收、人才、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条件。

在各地政府想方设法招商引资的今天，可谓是“软硬”兼施——为了能够吸引企业到本地投资设厂，各地政府在土地、税收、信贷等各方面给出种种优惠政策，有的条件已经优惠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那些看起来对企业过于优惠的政策有时不免让人生疑：“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

但是从长远考虑，这样的优惠政策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一旦政府部门中某个重要角色离开，马上就会有诸多变故发生。一位十数次到中国考察投资环境的美国人在各地政府官员大包大揽的承诺中打了退堂鼓，他认为这些人的政策制定过于随机，会给他的投资造成很大的政策风险。一家国内上市公司的老总曾谈起自己在宁波的投资遭遇，开始的时候当地政府官员的态度极为友好，几乎是有求必应，双方合作非常顺利，但是合同签订、资金注入之后却判若两人，中方的办事效率变得非常低下，甚至出现某些干部借机刁难、索要回扣的事情。骑虎难下的这家企业连与当地政府对簿公堂的心都有了。

还有一种方式比较流行，叫做“现场办公”，政府部门直接到企业解决问题，当然少不了工商、税务、劳动以及银行一并同行。这种时候，很多决策往往是现场拍板，效率很高。但是又未免有“头痛医头”的嫌疑，不利于整体企业外部环境的优化。

良好的企业外部环境的养成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不可能靠几项优惠政策和几次办公会就能完成。卡斯特总结的企业一般外部环境范围很广，几乎包含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它的优化将是整个社会经济与文化机制的进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目前的情况是，政府部门的种种措施无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优化了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但是很多做法往往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这样的努力或许会在短期内激活一个区域市场、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小环境，但是很难做到“长治久安”。

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企业成长的外部生态环境的建设过程可能是非常漫长的。往深里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全球经济局势的发展，甚至战争、动乱都有可能让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幸夭折；往浅里说，一个公路收费站的存在就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整理了很多有百年历史的全球企业的资料，再与中国的很多百年老店对比后，一位研究跨国公司的学者发现，像“同仁堂”、“全聚德”这样的中国企业，其全球影响力根本不能与那些跨国公司相比。事实上，考察一下中国近百年动荡的历史，就可以看出真正能够让企业平稳发展的时间少得可怜。水深才能养大鱼，只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解除了“软生态”风险的政策环境，才有可能培育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

本文原载于IT经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