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为本

诚信为本

李延生 

编者按：“诚信是金”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企业经营的金科玉律，在现阶段如何看待企业的诚信问题？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其创办十周年并更名为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之际，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等部门的支持下，于日前在京举办“社会信用建设与中国诚信发展座谈会”。陈清泰、高尚全、赵海宽、白大华、李京文、保育钧、冯并等２０多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经贸委、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行政学院、全国工商联、中国金融学会、中国体改研究会等机构的官员和学者近百人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就我国企业的诚信建设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部分专家，汇成此文，以飨读者。

我国信用体制面临转轨

就目前大家都关心的企业信用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他说，今年年初开政协会，很多政协委员都特别关注企业信用问题和整个社会的信用问题。今年政协的书面发言当中，大约有２４位是专门讲信用问题的，讲得很到位，说明这个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他说，我国经历了大约２０年的快速增长。在这２０年的增长中，我们注重了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对于信用这个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以为搞假冒伪劣、盗版、仿制、冒假都是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错的，不能持久。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信用，一个地方失去了信用，会给这个地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陈清泰指出，信用体制面临着一个问题。在传统体制下，信用资源是由政府独家掌握的，再加上政企不分的体制，所以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甚至于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关系，都是通过政府联系起来的。银行之所以给亏损企业贷款，不是由于亏损企业对银行有多大的吸引力，而是这个亏损的国有企业背后有政府。实际上在传统体制下，都是经过了政府，以政府的资信来代替了各个主体的资信。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发展、提高，资信的资源正在发生变化，政府要有政府的信用，企业要有企业的信用，个人要有个人的信用。也就是说，每一个独立的主体要有自己的信用。这个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中介共同努力，在这方面下工夫，做艰苦的工作。

他说，我们为不讲信用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尽管在个别地方，个别企业可能由于一时失信而给自己带来好处，还在洋洋得意欣赏由于他不讲信用而得到好处的时候，整个国家为信用的问题支付了巨大的成本。这里面包括假冒伪劣、逃废债务、合同违约、侵犯知识产权、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包括股市上的虚假披露。有人说我们现在为此支付的成本，相当于ＧＤＰ的６％，也有人说大约相当于ＧＤＰ的１０％，当然，这是不同人的种种不同的判断。总之，我们确实为此支付了巨大的成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在加入ＷＴＯ的背景下，现在政府正在关注如何强化诚信的问题，这个已经成为全社会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

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政府的行为方式。政府的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保障，这点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信用的基础是一种长期的预期，而长期的预期如何产生？很重要的是在政府的行为方式中产生。如果还是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以内部的红头文件行政，执行法律有很大的随意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可以随意干预，或者是过度依赖个案审批等等，如果继续这种方式，就会使市场主体面对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和不透明、不可预见的市场环境。当市场主体无法判断未来到底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就导致市场主体预期的短期化、行为短期化，这必然使信用减弱。如果它随时准备变，不讲信用，捞一把算一把，比追求长远利益、追求信用要实际的多。我认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很重要的就是政府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给每个市场主体一个长期的预期，使他们能够在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这就是建立社会信用体制的一个保障。

第二，强化产权保护。对国有企业来说，要改善产权制度，改善公司治理，要使所有人到位。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明晰的产权是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主体，才会讲信用。只有产权明晰、所有者到位，才会形成为追求长远利益而恪守信用、为维护自己权益而去惩罚对方欺骗行为的一种机制。在正常的条件下，产权主体通过信用中介参与交易的过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信用是一种资源。对于产权主体来说，信用是财富，信用是财源，信用也是财力。所以，诚信是产权主体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正常行为。而我们现在周围发生的很多问题，都和产权不清晰、或者说产权主体不到位相关。私人产权是明晰的，但是私人产权的保护程度、法律保护程度是不同的，因此，短期行为必定发生，个体户规模很小的时候，辛辛苦苦在干，但是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他就缺乏安全感，总想给自己办个绿卡，或者在国外办个公司，在国内、国外搭成一个跷跷板，用这个办法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往往会出现很多短期行为。集体产权非常模糊，几乎谁也说不清它最终的归属。国有产权似乎是清晰的，但是所有产权和国有产权的责任是不到位的。责任不到位，出了问题谁负责？最终基本上是无人负责。正是由于产权主体不到位，所以使得短期行为不断发生，不讲信用的事情也常常发生。如何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如何进一步强化产权保护，要使集体的或者是国有的产权主体如何到位，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第三，要强化信用的有关法制建设。信用、信誉，既有法律的概念，又有道德的概念，道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完全没有道德，即便这个法律制定得再详尽，也无法运用，社会信用体系也无法建立。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的规范，靠道德是不能普遍和持久的。有关信用、信誉方面的法制，需要尽快完善，特别是涉及到有关信用、信息的归集，信用、信息披露和隐私之间的关系等等，需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第四，发挥中介机构信息传递的作用。制假造假、坑蒙拐骗之所以能成功，主要的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双方及时、准确的信息传递，是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广阔的天地。将来市场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因为交易双方为了防范风险，为了减少损失，也为了使得不至于带来更多的后遗症，除了自己对合同对方的资信情况做必要的了解外，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信用中介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对于信用中介原来大家都不重视，现在一说都要搞，会不会搞乱？这个也很难避免，需要大浪淘沙。信用中介之所以能够提供一个公正的信息，最重要的应该保持独立性、公正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承担无限责任。中介机构惟一的或者是最重要的资产就是自身的信用。如果你的信用机构再没有信用，整个信用体系就崩溃了，无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