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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的历史作用广告 先驱的历史作用
近来，两条新闻在金融业炸出一片骚动： 据专家介绍，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潮流。在工商银行的带领下，中国银行业也不失时机地搭上了这趟国际列车。但在旧有银行体制中穿行，银行业大集中是否会重蹈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覆辙，眼下还充满变数。 中国银行业的大集中运动发源于工商银行。或许因为工行一直三缄其口，有关工行大集中的信息，多年来就像民间故事一样，以五花八门的版本在业内不胫而走。 事实证明，1995年工行受国外银行的启发、率先在业内提出的网络数据集中方案，如今已演变为席卷中国所有银行的一场大集中运动，进而成了近代史上洋务运动在当代金融业的翻版：它最终能否成功，技术并不成其为障碍，而是要看银行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能否同步变革。 据了解，国外银行的负债和资产经营基本集中在总行，分支机构只是个营销中心。而国内银行在经营上是“包产到行”，将全行的资产和负债经营指标加以分解，然后层层下达给各分行、支行甚至营业所。就连银行的业务系统，也相应地采用了分布式技术架构，每个节点都有硬盘有数据。结果，银行的分支机构是一个个功能完备的银行，总行却被架空。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银行已有10多万个网点。这意味着有10多万本账，10多万个信息点。而且，这些信息点是互不连通的信息孤岛。结果也可想而知。当各总行年底做报表时，根本拿不出一张真实的报表，因为所有的业务都在分支机构，数据也在那里生成。而分支机构在上报数据时，普遍层层调账。 在那个时代，中国恐怕没有一个银行确切知道，全行有多少员工、多少负债、多少资产、多少成本，它们甚至不清楚本行到底有多少坏账。而在国有体制下，它们也没必要操心自己什么时候会破产。 知银行者，银行也。早在1995年前后，工行的行领导便在国内率先觉悟到小总行、大分行之恶果。一直以来，外界都误以为，工行做大集中只是出于统一监管的需求。但前不久，一篇几年前发表在《中国金融电脑》杂志上的文章引起记者的注意，作者是曾任工行主管科技副行长的李礼辉。当时他对大集中的表述，今天读来仍然十分到位：“工商银行电子化建设的目标是：技术高度集成，营销高度集约，管理高度集中，达到现代商业银行的要求。” 就是这4重境界，直到今天在业内还争论不休。一位业内资深专家这样评价工行：“在长达7年的大集中历程中，一共换过2任科技部总经理、5任主管副行长，甚至还换了2任一把手——行长，但工行的大集中方向从未改变过。”因此，从对科技的重视程度看，有人将工商银行比作“中国的花旗”。 据工商银行有关人员透露，1995年工行提出了“大机延伸”的思路，1996年开始将全行300多个地市行计算机处理中心通过大机延伸方式集中于49个数据中心。而在此之前，工行通过“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的电子化发展，已实现了储蓄、对公、银行卡、ATM、POS等主要业务在地市行计算机中心集中处理的模式。1999年9月1日上午，工商银行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次行长办公会在北京西单的工总行新大楼内召开，讨论并通过了“工行大集中工程可行性分析报告”，决定将当时的49个数据中心进一步合并为北方中心（北京）和南方中心（上海）两大数据中心。在李礼辉的提议下，此工程被命名为“9991工程”。 直到转过年9月的“第八届中国国际金融（银行）技术暨设备展览会”上，工行才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工商银行已正式启动大集中工程。今年10月27日，随着北京分行和上海分行的上挂，工行“9991工程”全面竣工。 继工商银行之后，又有多家银行发出启动大集中的指令。据了解，民生银行的大集中已于2001年上线投入使用。然而就在此时，业内开始议论纷纷：国内银行的大集中之路走歪了。 业内许多专家认为，国内银行的大集中最初是由技术人员发起，当时国内大环境也处于集中概念的盲点，因此，早期的大集中都不得不牺牲业务流程再造，做出的仍是一个以账户为中心的大集中体系。基于这样的体系，要想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效果，银行还要再追加可观的成本。 为此，记者采访了IBM资深金融专家黎江。黎江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前者优势在于有数以万计的网点和数以亿计的客户，它们最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内部管理，防范经营风险；而后者的网点和客户资源非常有限，因此，通过更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来争取客户，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当务之急。”他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集中已经解决了其最根本的问题，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其实，中国几乎所有银行都意识到，洋技术已把中国银行业推向国际前沿的竞争之中。能否胜算，其实大家的底气都不足。就在此时，今年10月，深发展的逻辑应用大集中宣告成功。从此，国内银行是否能做真正意义上的大集中，不再是悬念。而关于大集中的实施已进入下一阶段，矛盾也集中到银行经营模式的重构上来。 工行科技建设历程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确定“科技立行”、“科技兴行”的方针，并做出“七五打基础，八五上规模，九五电子化”的战略发展部署； “七五阶段”是工行科技化建设的起步阶段： 1986年：工行的第一个“大机中心”在浙江建成； 1987年：工行基于“沙飞SAFE”的第一代应用系统诞生； “八五阶段”是工行科技化建设的积累阶段： 到“八五”结束时，全行电子化网点约为28000个，电子化网点覆盖率超过75％，一些城市行的覆盖率甚至达到100％，计算机处理业务比例超过80％，大中型计算中心扩张为44个； “九五阶段”是工行科技化建设的腾飞阶段： 1995年：10月，单怀光正式就任工行技术保障部主任，开始推动“大机延伸”战略； 1996年：“大机延伸”试点工作在浙江省金华首战告捷； 1997年：4月，浙江全省1600多个网点的对公对私业务全部上挂完成，工行的第一个省级数据中心浮出水面； 1999年：9月1日，工行行长办公会讨论并通过“工行大集中工程可行性分析报告”，决定将当时的49个数据中心进一步合并为北方中心（北京）和南方中心（上海）两大数据中心。在副行长李礼辉的提议下，此工程被命名为“9991工程”； 2000年：工行的第二代应用系统——综合业务系统CB2000开始上线； 2002年：10月27日，随着北京分行和上海分行的上挂，工行“9991工程”全面竣工。 本文原载于IT经理世界 如果您希望与本文章的作者或其所在机构，进一步交流，请联系：畅享网 姜小姐 jill.jiang@amteam.org | 021-51096826-112 | 在线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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