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浙商不同的电子政务

同样的浙商不同的电子政务

作者 : 宋斐 梁昊 何佳艳 刘杰

作为一个宏大无边的主题，作为一场波及广阔的社会经济变革，电子政务常常让那些试图谈论它的人觉得无从谈起。好象什么都能谈，好象又什么都谈不了。人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电子政务已经过了最初的启动和普及阶段了。至于眼下的总体情势，却是谁都无从把握，很不容易理出个头绪。

浙江工商户一向在经济领域里颇受尊重，原因不是他们口袋里的钱，而是他们的活力、闯劲、勇气和机敏。更值得称道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已经成为了温州模式的一个部分。那么，回到电子政务的话题，温州模式、浙江模式中的工商企业和当地政府能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吗？

很自然地，屡屡因为“治安、环境、偷税”而见诸报端的北京城南“浙江村”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是一群外地来京务工经商的农民，他们的听力范围之内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何为电子政务，但当一个每年几十亿销售额的企业群落矗立在那里的时候，仍禁不住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那一系列电子政务的服务能否在这里得到实践？但现实是，直到现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都要花很大气力去进行管理。一些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多是一些技术和手段的问题，而眼下的浙江村正期待着电子政务这样一种创新性手段的到来。

回到浙江，我们看到的场景大不相同。还是那帮浙江工商户，还是社会网络嵌入市场运行结构的运作模式，浙江本地的电子政务在温州是服务型的政府管理，在义乌则是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的协同。
两地差异也许并没有那么大，但这已足以让人去思考电子政务的动力究竟在哪里？在广泛的采访和研讨之后，一个结论逐渐浮现出来：政府业务需求所引发的动力，政策导向产生的推力、产业投资带来的拉力，最终构成了引导中国电子政务走向下一阶段的合力。

这不是最后的答案。

时至今日，有关电子政务人们能够描画出的，仍然只是上述那样一幅简单的、粗线条的图景：在各种力量的促动下，电子政务正在向着各个方向，程度不同、方式各异地一点点延展开去……。而浙江人那些略显边缘而散乱的故事，则讲述了这一进程中积极的、向上成长的一个侧面。同样，广州市天河区的电子政务在下面的故事中也多少能说明一些什么：有一次政府呼叫中心接到了市民的一个求助电话，市民问怎么把钻到下水道里的猫弄出来？好奇的市民想试试呼叫中心的服务能否真正体现“亲民”的宗旨。政府呼叫中心认真考虑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建议这位市民在下水道口放上一条鱼。

“同样的浙商，不同的电子政务”系列报道之一：“浙江村”群落在期待

中关村与“浙江村”谁比谁强？管理理念与管理手段到底哪个更重要？“浙江村”的故事演绎至今，电子政务能够成为它的下一个章节吗？

这是一群外地来京务工经商的农民，他们的听力范围之内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何为电子政务，但当一个每年几十亿销售额的企业群落矗立在那里的时候，仍禁不住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那一系列电子政务的服务能否在这里得到实践？

“浙江村”怎比中关村！？

“浙江村”的故事说不上有多新鲜，浙江农民工商户在北京凭空创造出巨大产值和服装产业带的传奇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前几年该经济带吸引社会注意力的其实多是一些非经济类的事件，比如环境和治安，以及当地政府在管理外来人口时所采用的一些手段等等。至于作为一个庞大经济体的浙江村服装经济本身，反而被人们忽视了。

几年的时间过去，随着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外来人口、工商企业之间互动的加深，“浙江村”已被逐渐规范化，慢慢蜕变为了一个纯粹的经济故事。有报道如此描述盛景难得的“如今的浙江村”：“‘浙江村’，曾经是首都身体上一个病变的重要器官，不能没有它，可有了它，浑身都不舒服。如今‘浙江村’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用20个字形容这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好了，商贩乐了，顾客乐了，生意火了，市场火了。”

问题仍然存在-只不过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管理和规范问题，而是发展导向的问题：在北京市有关电子政务的一系列研讨和工程项目中，“浙江村”能排上号吗？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浙江村”的定义往极端里说是非法经营、假冒伪劣、环境杂乱、治安糟糕，往平实里说也无非是产业落后、劳动密集，属于不值得大力关注和支持的夕阳产业。既然如此，“浙江村”排不上号的理由很简单：就这样了还想享受到什么服务？“浙江村”能与中关村相提并论吗？有限的资金值得投到这一夕阳产业带那里去吗？即使谈服务，也得先把管理和规范做上去。
但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关村正在发生的事实时，结论就没有这么确定了。一份资料中这样写道：

“2001年1月1日以来，（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网上办公系统各种网上审批和初始登记业务分别为3483项和5058项，其中：内资新技术企业入园审批883家；内资新技术企业资格年审复核1880家；外资新技术资格认定103家；外资入园申请48项；立项申请17项；合同章程报批15项；新技术产品认证3176个，技术性收入申报审核1838件；统计、财政报表5万多份”。中关村园区的电子政务已经不是概念。有了这套系统，北京美髯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朱荣辉应该可以满意了。2000年初，回国筹备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他为办理创办企业所需的各种手续，居然在十几个相关机构之间跑了60多天。

同为北京南北两大经济体系，中关村已经发生的事实可以在“浙江村”哪怕是部分地被复制吗？对比两大经济带，同样是起步于约20年前；同样是在高速成长中伴随着为人诟病的问题，如假冒（盗版）；同样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在中国市场上同样有着不错的前景；同样存在着数量巨大而又急需政府支持和服务的中小企业；最重要的，两地同样有着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浙江村的那些大小老板们得到电子政务服务机会的理由看来也不应该被轻易地忽视掉。

有时候是理念问题，更多的时候是手段问题

WTO的加入，使得企业成为了地区竞争和国际竞争的主要参与方。政府部门的职能也同样要发生重要的方向转变：从管理到服务。这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而就电子政务和“浙江村”这一话题来说，理念和手段两方面的问题都同样存在。

先看理念。回顾“浙江村”在北京发展的过程，这一外来人口所组成的企业群落，在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上，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规模小的时候是“偏安一方，相安无事”；规模大了问题多了，随之引发了几次的“清理”；几经反复，现在的浙江村则已被逐渐纳入到了有效的“管理”范围之内。而下一个阶段，怎么看都应该是“服务型的管理”。电子政务说到底，是政府部门向企业和大众提供的一种有效的服务。显然，这一进程需要有一方更主动一些。

理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大部分问题还是手段的问题。美国俄亥俄州信息官员Gregory　Jackson经常用这样一个例子去说明政府部门需要CRM系统，他说：“每年，居民都必须到税务局登记家庭住址，而我们只能按照驾照上的旧地址寄出到期的通知书，因此居民经常因无法及时收到我们发出的通知书，而被告上法庭。”类似这种管理上的细节问题其实在世界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拿“浙江村”来说，“‘浙江村’的地域范围主要涉及南苑乡和8个街道办事处，但是管理部门却涉及5个工商所、10个派出所、3个房管所、2个税务所，不同职能性质的机构重叠交错，剪不断理还乱。

正是由于行政管理太复杂，婆婆多，当家少；收费多，管理少；扯皮多，配合少；管制多，服务少，才使得浙江村20年来始终处于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去年11月，丰台工商分局牵头，在区公安分局　、劳动局、卫生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地税局、国税局、城管大队、消防处、交通支队及南苑乡、大红门街道等部门配合下，对大红门地区市场经营秩序进行了集中综合整治。参加整治工作的人员共85人之多。可能“浙江村”的现实的确需要这样强度的管理力度，但这样管理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浙江村”里的企业作为被管理者的苦恼也当然可想而知。很多IT企业在谈到“以客户为中心”的时候，都强调对客户来说“唯一接口”。一些看似很复杂的问题，其实多是一些技术和手段的问题，而电子政务正是这样一种创新性的手段。

“浙江村”故事的下一个章节，有可能是电子政务的深入落实吗？

回到浙江

温州模式也好，义乌模式也好，内在的一对重要关系，就是政府对企业的全方位的服务型的管理。而今，经济环境已经迥然不同于市场发育初期，当地政府在电子政务方面还能开辟出领先半步的新模式吗？此外，还是那帮浙江工商户，还是社会网络嵌入市场运行结构的运作模式，浙江本地的电子政务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特别之处？

从天山南北到洱海之边，从嘉陵江畔到内蒙古草原，从雪域高原到四川盆地，从地中海之滨到非洲沙漠，从北美大都市到南美高原，浙江行商的身影到处可见。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省在外省、市、区经商办实业的已经超过了300万人。他们是中国的犹太部落。而在温州、台州和义乌等浙江本地，工商企业也早已创出了名动全国的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模式。

浙江本地的经济发展格局，仍然在验证着浙江模式的扎实与有效。2001年浙江省的各项经济指标全线上扬：工业经济呈现效益增幅大于销售增幅，销售增幅大于生产增幅的良好运行格局；外贸出口增幅高居全国主要出口省市之首。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区域经济“时晴时雨”之际，浙江经济一枝独秀。

基本面只是一个方面，人们更关注的是浙江模式的内在质量和结构：它在制度上合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吗？它在产业结构上能够适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吗？最重要的是，浙江模式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全方位的服务型的管理，那么它在政企关系上能够在电子政务领域有所作为吗？

温州：服务型管理找到了新手段

人人都说温州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本营，是民营企业自身的活力带来了资源贫乏地区的持续繁荣。但政府多年对民营经济的鼓励和多方面的扶持，同样是重要的变量之一。有关这一点有了新的例证，由前几年的质量问题所引发的“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了温州经济爬坡路上的重要一步，它同时也是当地电子政务的重要举措：企业和政府找到了共同的发展结合点。

80年代后期，温州经济在大发展的同时，部分产品的声誉出现了空前的下滑。温州产品的质量一时内受到了普遍的怀疑。1993年提出的“二次创业”，实质上就是从过去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质量立市”被摆在“二次创业”最突出位置。随后温州就出现了一系列富有力度的打假扶优的举措，并在制度上做了保证。随着质量立市向纵深发展，曾经受国人关注的温州产品质量终于得到了明显的改观。

而今，在温州“信用就是金钱！”又有了全新的诠释。无须担保，也不用抵押，仅凭法人代表签个名就可在银行贷到数千万元贷款，搞服装生意的“美特斯·邦威”老板周成建，手中就握有这样一只含金量颇高的“金笔”。他的第一笔签名贷款由工行温州市分行发给，额度为2700万元的贷款。工行还透露，他们发放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中，这种“签名贷款”已经占到８％。

这种信用体系的背后，是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信息手段的提高。不久以后，如果你买了温州的产品，当你对生产厂家的质量存有疑义时，你可直接在网上查询这个企业的信用信息。目前这个也与国际接轨的温州信用中心已在温州数码城成立。这个信用系统工程主要以新开通的“温州信用网”为支撑及运行平台。它由温州市政府联合数家国内一流的信息、咨询机构联合实施。信用网完整、准确、真实地向公众提供能反映企业信用方面的信息，主要有企业概况、经营、纳税、产品、质量、履约、财务、借贷等。信用系统工程在政府的协调、监管下，与工商、税务、质监、司法、环保、社保、央行、商业银行等部门结成征信网络。它采集的企业信用记录并非企业“自吹自擂”的材料，而是来自上述８大机构提供的真实素材，从而具有较高的权威、客观、公正性。今后，凡是事关温州企业信用的信息都将被采集起来，以此来评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并自动生成信用报告。负责实施信息处理的专门中介机构受温州市政府信息化办公室监管，并在法律的轨道上运作。

温州市长钱兴中深有感触：“我们要把信用和信息这两件事关温州经济发展的大事，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通过‘政府推动、企业运作’，力争使温州的信用建设借助信息化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温州模式再一次领先半步。

新义乌模式：电子商务协同电子政务

义乌市场依旧繁荣。它连续10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第一。

但WTO、互联网却正在将义乌推向一个全新的环境。有研究者如此认为：原发优势面临挑战；网下市场面临挑战；批发业、零售业、制造业的分销活动，都要面对国际流通业的竞争。直接来说，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混乱；信息的交换效率比较低；信息辐射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市场的规模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太多的中间环节；交易行为不规模。　

民间对当地政府的期待直言不讳。浙江省台州市电子商务协会的吕海洋坦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府部门、信息部门的主管能做什么呢？我认为义乌市政府应该：1、大力普及信息技术知识，特别是互联网络知识；2、积极发展公众信息接入终端，使小商品经营者能够随时随地了解最新市场信息；3、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在重点地区的商品交易市场建立义乌小商品信息窗口；4、提供以政府为后盾的小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加快商品流通。”

而前段时间在IT界流传一时的“新义乌模式”，正验证了当地经济的新进展。值得关注的是，在有关义乌电子商务新模式的讨论中，很多人都忽视了政府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们不仅主办了研讨论坛-由义乌市政府主办、中华商埠承办的以商贸名城战略与电子商务为主题的电子商务论坛，第七届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在义乌成功举行；而且“义乌的政府也没闲着，除了扶持引导这种方向后，他们正干着最该他们干的事情-最近距离和最有效率的海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此做了充分的肯定：“人流、物流的集聚是自发的，现在全世界都关注义乌，但政府不是靠行政手段让商人来义乌的。政府功能是指导市场往哪里走，保证自由贸易，政府做好服务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

对浙江经济一直存在着多种概括：“螃蟹经济”，勇于开拓，彰显刚力；“蛛网经济”，善于扩张，富有张力；“小狗经济”，长于调节，极具活力；“鲶鱼经济”，精于应变，独具魅力。概括可以有多种表述，但它们所传达的活力却是共同的特点。在对富有活力的浙江经济有所贡献的各因素中，当地政府合乎电子政务的运作理念，以及在电子政务手段上的勇于创新，无疑有着很高的贡献率。

多重合力指向何方？

同样是浙江的工商户，在北京和浙江两地却有着对于电子政务的不太相同的感受。驱动电子政务的力量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从“三金”工程到政府上网工程，从数字化北京到数字化福建，电子政务这个波及广泛、意义深远、投资巨大、商机无限的综合系统工程似乎仅仅又成了一项从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从北方到南方的数字化运动。在很多人眼中，政府是这场新经济背景下的运动的推动者，而更多的IT企业则应势而起、因时而动，成了最为直接的受益者。

这么看来也并非全无道理，在政策导向和中央部委纷纷走上互联网的行动示范下，无论是地市政府还是厅局机关也紧跟着触了网，政策无疑在整个电子政务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进入市场经济成熟阶段的中国，电子政务这样一个系统工程，绝不能仅依靠政策所形成的推动力就能在短短两三年间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毕竟，这其中牵扯到市场资源的调配。

面对一个供给过胜的市场，如此巨大的IT奶酪所散发的香味自然引来了大大小小无数企业，它们凭借着手中的产品、技术，甚至是理念和关系，开始了在这个范围广阔、潜力巨大的市场上左冲右突、你争我夺。颇具实力的便高举技术大旗，通过论坛、研讨传播理念；基础薄弱的也合纵联横，嫁接资源，创造条件，拼命挤进这块市场。于是，市场活动、产品发布的喧闹替代了组织有序的政策宣导和投资拉动，让业界和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对电子政务格外关注了起来。

然而，电子政务发展的步伐并没有随着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而放缓脚步。工商企业希望政府的网络可以承担更多。问及除了实现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它们对电子政务最迫切的希望是什么？房地产企业答曰希望能够实现电子认证，这样就可以免除为获得批文而辗转奔波的麻烦，外贸企业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子报关系统更快捷的完成审批和退税，更多的行业企业对中国的电子政府有着更多的需求和期望，而这些期望和要求所折射出的却是政府从管理职能到服务职能的巨大转变。而政府也正在开始更深刻的认识到：“通过电子政府引导国民通过网络来享受服务，可直接的带动中国信息化的发展，进而带动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于是，虽然中国整体的电子政务刚刚基本实现了政府的信息服务功能，有望在一、两年内实现政府的电子贸易和政府部门间的电子化，一些机构却已经开始通过改革工作流程来协调传统政府机构的工作模式，以便满足信息化环境下的社会成员对政府服务职能的要求。

抛开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电子政务的温州模式不谈，北京市工商局和广州市花都区为投资者开通了“一站式”电子政务应用系统。从北京工商局给这一系统提出的“一家承办，转告相关，互联审批，限时完成”的指导思想中可以体味到服务型政府的办事风格。重庆市涪陵区审批中心的审批办公系统至四月初已经运行了近百天，办理了2000件案例。而朝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实施的电子政务项目，仅仅是在2002年1月8日才正式挂牌办公。涪陵区的一位政府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个月来，企业的反映是方便了，比如以前办工商执照，办理地税、审计、卫生等手续等要跑许多部门，而现在则实现了“一站式”办公……一次找到23家单位。

当政府开始放下了架子，开始以服务“用户”的姿态考察社会成员需求，以推动地区经济，城市建设，以谋求在区域背景下的有利地位时，当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影响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社会成员的需求就开始得到关注。

只有满足了广泛需求的政务体系才能够更高效的服务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企业。正如北京中科软大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钱军所言：“电子政务应该强调整体应用，不仅是在内部，还应考虑周边电子政务环境。因此形象地说，规划电子政务的整体应用应该具有‘上下左右中’的空间观念。”

于是，透过政策的指向、产业资本的流动和产品市场的密局，社会成员、企业对新的形势下的政府服务职能提出的需求而引动的政府业务的提升，成了推动了并且将继续推动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需求所引发的动力与政策导向产生的推力、产业投资带来的拉力所最终构成的合力则清晰的指明了中国电子政务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附文：八大益处伸手可及

杨冰之

电子政务给企业带来益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企业如何积极配合和参与电子政务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对企业来说，电子政务到底存在哪些利益，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两个方面：降低成本主要表现在与政府各个层面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被管理成本、沟通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四个方面；而增加收益，主要包括由于电子政务的广泛实施，会增加政府采购市场的规模，需求公开化，黑箱操作减少，税收有减少的可能，更规范等方面。

目前来看，电子政务对企业的利益主要是通过G2B的具体服务方式来实现的，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网络采购与招标：通过网络公布政府采购与招标信息，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供必要的帮助，向他们提供政府采购的有关政策和程序，使政府采购成为阳光作业，减少徇私舞弊和暗箱操作，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节约政府采购支出。

2、电子税务：使企业通过政府税务网络系统，在家里或企业办公室就能完成税务登记、税务申报、税款划拨、查询税收公报、了解税收政策等业务，既方便了企业，也减少了政府的开支。

3、电子证照办理：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申请办理各种证件和执照，缩短办证周期，减轻企业负担，如企业营业执照的申请、受理、审核、发放、年检、登记项目变更、核销，统计证、土地和房产证、建筑许可证、环境评估报告等证件、执照和审批事项的办理。

4、信息咨询服务：政府将拥有的各种数据库信息对企业开放，方便企业利用，如政府向企业开放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数据库，以及政府经济白皮书和国际贸易统计资料等信息。

5、中小企业电子服务：政府利用宏观管理优势，为提高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提供各种帮助，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统一政府网站入口；利用集合优势，帮助中小企业同电子商务供应商争取有利的能够负担的电子商务应用解决方案。电子政务可以利用政府的信息资源为企业搭建电子商务平台，中小企业将从中受益最大,它可以使分散的手工业者与中小型企业进入B2B和B2C供应链中，特别是可以大大方便农产品的交易。对于占企业数量99％的中小企业来说，通过网络提供的服务，无疑是最低成本和最方便的方式。

6、电子政务提高了政府运作效率，这必将改善经济运行的环境。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仅1992-1996年间就作废了1.6万多项、简化了3.1万多项规定，这本身就是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实施电子政务，不但可以减少审批程序，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7、电子政务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由于与政府打交道将更多地依赖网络手段，因此会自然而然地增强企业信息化以及对高科技的投资吸引力。

8、对信息产业来说，电子政务是一个特殊的商业机会：电子政务将有力地推动政府信息资源市场价值的实现，引导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加速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至此，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网络时代企业与政府交流的未来图景：

对于一位准备回国创业的留学生来说，他到底选择什么地方作为其创业地呢？首先他通过网络查看各地投资环境，与有意向的几个地方进行联系，并最终选择了A地。回到A地后，他开始启动电子办证阶段，通过网络办理企业注册、税务登记，以及相关的企业工商知识和税务知识培训等，注册了一家高新企业E公司。然后开始进入了企业的运作阶段，通过电子政务系统，能够与政府完成日常的工商税务活动，当然通过本地的高科技服务机构，他也能够随时获得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扶持等方面的信息。另外政府采购的公开化，也是对E公司带来的直接商业机会。也许这家企业从来没有与政府官员见过一面，但它很可能已经开办得红红火火了。　

 
 本文原载于互联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