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 组织变革 劳动行为

 信息技术 组织变革 劳动行为

 汪丁丁

----1995～2000年间纳斯达克指数和信息技术的悲壮命运，打动了无数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管理学者一起寻找合理的解释。

----这个题目本来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因为自从1879年马歇尔写了《工业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始终认为在劳动者、生产组织和生产过程所使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20世纪末叶，尤其是1998年以来，几份最重要的学术刊物都发文述说同一件事实：技术进步、组织结构、劳动技能，企业这三个方面的演变过程之间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要花费这么多时间来重新论证一件没有被怀疑过的事实呢？我的广泛阅读所得的印象是：这批论文的作者们似乎被1995～2000年间纳斯达克指数和信息技术的悲壮命运打动了，他们获得了一种理论冲动，试图为刚刚发生的“命运转变”找到合理的解释。而我写这篇评论性的综述文章，大约也是受了感动，有所领悟。但更主要的理由，却是要继续我在《中国IT产业的出路在哪里》(参见《IT经理世界》，2002年第1期)一文的思路，探讨国内信息产业“出路”的细节。

----股市疯狂之谜

----现在关注西方学者研究西方企业的最新进展，首先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信息产业的景气或不景气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市场的需求；其次，即便按照保守的判断，整个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早已超过了30%，而越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内企业，对信息技术的需求也越大。因此可以判断，直接地和间接地，我国信息产业的景气循环在80%的概率上依赖于西方发达经济的波动。

----和我们在国内观察到的情况类似，1999年以前的许多经验研究都表明：信息技术似乎只在信息产业内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典型的例子如思科、戴尔、英特尔。而这些论文的经验数据大部分来自1997年以前的调查和统计。最新发表的经验研究报告支持下面的看法：信息技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影响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分阶段地发生。对欧美发达经济而言，1971～1984年间是信息技术的影响被资本市场“忽略”的时期，1985～2000年间则是信息技术在发达经济的企业内部长期积累起来的盈利潜力被资本市场“超买”的时期——这是对20世纪末股市狂潮的最新解释。

----这些经验研究帮助我们意识到两件事情：

----第一，信息技术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它发端于二战到它对全球经济发生显著影响，历时半个世纪。而且很可能如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时指出的，我们尚处在信息革命的中间阶段。信息技术之所以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逐渐获得普及，是因为它要求企业对生产组织和劳动技能进行配套的重大改革。技术、组织、劳动，企业在这三方面变革过程的强烈互补性，把企业长期阻挡在信息技术大门之外。

----第二，重大的技术进步从来都不是连续演变的，如梭罗教授最近再次指出的，现实经济中存在两类交互作用的技术进步过程——诸如蒸汽机、铁路、微电子技术等跳跃性的技术进步，和诸如日本、韩国企业享有比较优势的日常生活的和持续改善的技术进步。信息技术的进步过程很可能正在从“突变的跳跃性进步”为主，转变到“日常生活的持续性进步”为主。

----主要发表于1998年到2002年初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生产者、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之间虽然自古就有密切联系，但经济学最牢固的基石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一般均衡理论，却从来不考虑这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事实上，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给定不变的技术、给定不变的偏好、给定不变的自然资源，在完全竞争和私有制条件下，存在一般均衡。换句话说，人、组织、生产技术，这三者之间的天然联系被上述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固定”为静态的了。

----上面提到的那些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技术的类型、产业组织的形式、劳动力的知识含量，这三者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东方和西方的信息经济高潮中，我们都观察到了大批失败的企业家，他们热衷于打造数字经济，却完全没有想到与技术的数字化相适应的，是生产组织的变革和劳动者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升级过程。大量案例研究表明，这些未能成功引进信息技术的企业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对这个“配套变革”没有充分的财务和心理准备。信息技术、组织变革、劳动行为，它们之间的知识互补性是如此强烈，以至企业管理学者往往不再进一步分析因果关系，而把它们统统包括到“企业文化”这一概念里去了。

----经济学家，出于本学科的学术训练和思维范式，习惯于为任何统计联系——定律，建构一套符合理性的因果关系——定理。所以，我们不满足于“企业文化”这类概念。并且，一旦统计联系，例如在上述的技术、组织、劳动三个方面的演变之间建立了令人信服的统计联系，那么，经济学家就一定要建构各种合乎理性的模型，以便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例如，假设企业只有一名雇员，这名雇员做秘书工作。假设“模型”的因果关系让我们相信把生产技术从打字机改变为计算机的同时，这名雇员的知识结构里必须增加秘书工作所必须的计算机软件的使用知识，同时，这名雇员的工资必须相应增长。同时，为充分发挥计算机的生产能力，企业必须赋予这名雇员更多种类的工作（因为计算机可以“处理”更多种类的信息）和更大的决策权——允许雇员自主地在不同工作之间转换。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的企业，尽管只有一名雇员，却可以被认为几乎严格服从了我们直觉相信的因果关系。如果有位喜欢赶时髦的企业家懒得培训雇员，也懒得变更企业内部的工作规则，某天上班顺便就把秘书的打字机换成了计算机，然后扬长而去。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猜测，这名雇员只好找其他办法来完成老板留下的工作了——现学计算机软件？自己花钱请别人打字？或者干脆自己买一台打字机？再不，另谋高就，炒老板的鱿鱼。当企业雇员的人数从一名逐渐增加到100名，甚至数万名时，可以想象，上述的技术、组织、劳动分工与技能，三者间的关系将变得极其复杂。

----上面讨论的例子足以说明企业面临的问题：大量数据和案例分析建立了这样一种统计联系，即企业所使用的技术、生产组织的方式和劳动者的技能与行为约束（责任和权利），这三方面因素之间存在着某些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可以强烈到把那些违背了它们所要求的配套方式的企业生产彻底拖垮，或令其突然崩溃。

----图1显示1959～1999年间美国公司在计算机及应用软件方面的开支占当年设备投资总额比例的变化（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企业界并没有因为1971年的4004芯片或1972年的8008处理器而增加信息技术开支。直到1978年左右，信息技术开支占设备投资总额的比例才有了明显上升，并且在后面的20年内攀升到50%以上。

----在这20年内，那些迟迟不愿意引进信息技术的企业，尽管在市场竞争的初期占了上风，但如图2所示，1972年前首发上市交易的企业组（1972年龄组企业）在1972～1998年间资产现值占资本市场总市值的比例，以惊人的速度从1976年的90%以上跌到1997年的不足50%。因为这组企业面临着1972年以后开始引进信息技术的新型企业的竞争。只要信息技术确实蕴涵着巨大的提高生产率的潜力，那么市场竞争迟早将迫使企业接受它。而作为对比，1960年以前和1948年以前首发上市的企业组，分别在1960～1986年间、1948～1974年间同样指标的下跌并不明显。

----图3提供了更鲜明的资本命运的对比，同上定义的“1972年龄组企业”的资本市场总值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企业组“年龄”增长的变动情况。作为对比，图3还显示了另外两组企业——全部企业和属于“1972年龄组企业”的、在1972年之后通过并购与新企业混合的企业——在同样比例上的变动情况。十分显著的是，以1972年为基点，在20世纪末的股市狂潮中，全部企业的总市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增加了2倍多，而纯粹的“1972年龄组企业”的价值却只增加了不到1倍。这一鲜明的资产价值增长的差异意味着：世纪末股市狂潮的主要受益者是新型的、引进了信息技术的企业群体。

----这样，我们关心的问题就应当是：信息技术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和通过何种途径导致了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和劳动技能与行为如此重大的、长期的演变呢？

----“工”与“器”的辩证

----何谓组织？免除繁琐的关于组织的无数定义引证，1961年英国阿斯当咨询集团（Aston Group）的一个由数百名来自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专家组成的研究组织形态及特征的小组，就组织分类提出了4类可观测特征：⑴各种职能的专业化程度，⑵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程度，⑶文牍和管理的正规化程度，⑷决策权力的集中化程度。阿斯当认为，普天之下各种组织，均可以由上述4类特征加以刻划。例如，遵循社会学鼻祖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又译德克海姆）的观点，作为社会的特别形态，组织的2种基本形态是：⑴机械型团契（mechanic organization，团契是组织的另一种翻译，此处更恰当地反映出企业的契约本质），在相对稳定的竞争环境里，这一形态表现为高度专业化的各种职能和高度垂直的权力结构；⑵有机型团契（organic organization），这一类型的组织通常比机械型团契更能适应不确定的、变幻莫测的竞争环境，它的组织特征是以随机应变和横向协调的专家群体取代固定和垂直管理的职能专业化。

----上面讨论的组织特征和分类方法主要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而且深受涂尔干和韦伯思想的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通过了一系列检验，尤其是得到历史演变学派和案例分析学派从各自角度对组织加以概括得到的结论的支持。

----对经济学家来说，影响更大的是阿罗对组织的抽象分类。他把生产组织理解为两个流程的结合：⑴信息流形态，即有效配置资源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在组织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配和流转方式，每一信息流形态所耗费资源的价值被叫作组织为该信息流形态支付的信息成本；⑵物质流形态，即物质形态的资源在组织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分配和流转方式。每一物质流形态所耗费资源的价值被叫作组织为该物质流形态支付的物质成本。

----按照阿罗的理解，最佳的组织形式应当使生产的信息成本与物质成本之和最小。例如，组织的每一层次的成员之间信息沟通的费用随横向交往的次数降低而下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纵向管理体制可以节约横向交往的信息成本。当然，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尤其是当大公司内部逐渐形成官僚化的纵向管理体制时，降低科层数目和鼓励组织成员横向交往能够节约纵向交往的信息成本。威廉姆森遵循阿罗的这一思路，在1997年指出：个人计算机价格的持续下降，正在导致一场可以叫作“横向革命”的组织变迁。

----基于可比性能的计算机硬件价格长期以来平均每年下降20%，这使得“横向革命”运动显然更有利于企业提高利润能力。经验表明，1968～1998年间公布的企业裁员消息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地被华尔街认为是利好消息。一般来说，当纵向管理的链条延长时，即管理人员相对一线生产人员的比率上升时，企业更倾向于增加雇员而不是裁员。裁员，尤其是1990年以来的裁员，通常是受到“横向革命”影响的企业裁掉了大批中间管理层的白领劳动者。

----我们在前面的例子里已经说过，简单地在公司雇员办公桌上安装计算机是难以获得“横向革命”经济效益的。首先，公司需要足够多的软件服务，不论是从市场上购买还是从公司内部配置。事实上，硬件价格多年持续下降和软件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使得公司信息技术开支的主要部分从硬件开支转换到了软件开支。英国《经济学家》2002年1月31日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软件开支占美国公司信息处理总开支的比重从1987年以来不断攀升，到2000年，这一比重增长了几乎一倍。与此同时，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其他办公设备上开支的比重都呈长期下降趋势。报告中有一幅插图，题目就叫“信息技术越来越软”（参见图4）。

----其次，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需要雇员具备一定的硬件和软件使用知识——通过在职培训、聘用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和鼓励雇员自学成才。与此相关的另一要求是，在以横向交往为主的信息流形态中，雇员必须更主动地“寻找”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工作。因为在这种发散的信息流形态里，上级雇员可能不再知道下级雇员所掌握的信息结构，他们只能监督下级雇员的“产出”，而不是他们的“投入”。所有这些都可以导致企业雇佣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解聘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研究表明，计算机的使用倾向于增加对大学毕业文凭的需求，并减少对高中毕业文凭的需求。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哈佛教授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发表于198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确实因需求上升而大幅增长。而另外的研究发现，在1940～1996年间，美国高中毕业生的相对贫困化（即高中毕业生工资收入对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之比）始终在不断扩大。这说明存在比信息技术更加长期的工资决定因素，因为如前述，信息技术的普及是1970年以后的事情。

----卡兹在另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这一长期的劳动收入决定因素，他指出：长期经济发展的数据显示，在资本与熟练劳动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家通常假设的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土地），按照卡兹等人看到的统计现象重新划分，那么，劳动应当进一步分解为“熟练劳动”与“普通劳动”两要素，因为这二者的经济学性质完全不同，前者与资本强烈互补，后者则倾向于被资本替代出去。

----卡兹等人对更早历史时期的数据作同样分析后发现，美国经济的生产函数在20世纪初叶的电力投入也应当进一步分解为从商业电网“购电”与企业自行生产的“内电”两类，因为二者的经济学性质完全不同。首先，随着电力及输送的专业化发展，商业电网的购电会越来越便宜，从而大规模替代本地的内电投入。其次，由大规模商业电力网所提供购电，是为普适用途而设计的，它的使用和连接都比内电方便得多。这很接近我们今天知道的个人计算机的“普适性”。所以，当购电替代了内电时，企业立刻发现电力投入还有许多用途没有被开发出来，这就叫做知识的互补性——知道得越多越合算。但是，为了充分利用购电，企业必须把那些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表演过的只知道拧螺丝的工人都替换出去，代之以受过更好教育的具有更强独立工作能力的工人。所以，卡兹发现了“熟练劳动”与“购电”之间的强烈互补性：1909～1919年间，使用“购电”的企业占美国制造业企业总数的比例变动，与高中毕业生占企业雇员总数的比例变动之间，统计上显著地正相关。

----上面综述的全部研究成果，对本文而言，它们的涵义其实就两句话：

----第一，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意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在这里是决定性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追求的消费种类和生活方式不断升级，消费升级使得社会需要更先进的技术——社会需要或许比办几十所大学更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

----第二，有了好武器，没有出色的武士，也是白搭。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就越要解雇那些只会赞美“好剑！好剑！”而从来不去厮杀的看客。于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就有了对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的需求。先是高中毕业生从稀缺变为普通，再是大学毕业生从稀缺变为普通，最后连博士生也要从稀缺变为普通。

----重大技术的升级，大约每80年为一代。与技术的跳跃性进步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对劳动者的教育程度的需求的跳跃性扩张，所以才有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大学教育回报率的突然上升，每增加一年高等教育毕业后所获得的收入增长比率从1978年以前的20%猛增到1980年以后的30%（这一结论依不同数据和研究方法而有相当大的差异）。作为对比，在我读到的国内文献里，中国教育的平均回报率几乎永远低于5%，而且在初等教育回报率和高等教育回报率之间几乎没有显著差异。“教育是最大的失败”，对我国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非常不利。就算我们的企业用它们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迅速发展中赚到的钱购买了大批高级设备，但缺乏能善其事的“工”，利器之存废，又有何意义呢？

----变革组织形态

----现在假设我们考察的企业既有能善其事之“工”，又有能尽其利之“器”，让我们来讨论组织形态因素。如果没有这一形态的相应变革，工与器的改进都是“白搭”。

----法国经济学家卡罗莉（Eve Caroli）对欧洲各国研究报告的综述表明，20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企业组织经历了从福特主义历史形态向后工业主义历史形态的转变。或者，用“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术语描述，这些企业经历了从机械团契的理想型向有机团契的理想型的转变。或者用管理学语言描述，经历了从泰勒制的纵向管理方式向零库存和需求拉动的所谓灵活生产方式的演变。后者又被叫作实时生产方式——企业有能力连续地实时地满足客户下达的任何小批量多品种的订单。促成这一重大和长期转变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知识含量的增长。为节约篇幅，我跳过一般技术进步和一般组织变革，直接讨论信息技术所要求的组织变革。

----电脑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人脑的某些功能，如记忆力、计算能力，以及在允许简单重复的问题解决过程中，电脑对人脑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替代。但是，由于更深层的原因，电脑无法替代人脑的判断力。凡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决策过程，电脑都无法取代人脑，因为不确定性要求分析者和决策者具备在若干可能状态之间权衡利弊的判断力。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争论的“布尔丹的驴子”就相当于我们的电脑，它会在两堆等距的稻草前面饿死。

----对欧美各主要发达国家非信息产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信息技术普及已经诱使企业系统地以计算机决策过程替代秘书们的人脑决策过程，以及与此类似的简单重复生产过程，例如机器人生产线……但企业管理层的工作，由于高度复杂和不可重复，很难被电脑决策所取代……于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电脑普及大规模地替代简单劳动者，同时迅速产生了对管理层的知识劳动者的更大需求。”

----现代企业正在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改造为个性化的，工资收入的谈判正在从集体或工会组织的劳资谈判转变为一对一的聘用合同谈判。聘用合同的条款也开始充分考虑到劳动者在教育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权利。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理性的企业会在雇佣知识劳动者的同时，让僵死的文牍主义来管理这些对竞争环境和生产问题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灵活的劳动者，因为这相当于企业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只要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市场的激烈竞争就必定会淘汰这些浪费资源的企业。

----2000年以后发表的一篇论文，通过美国医药企业的案例分析得到类似的结论：在信息技术密集的制药公司里，劳动和组织行为正在从如下界定的传统企业行为转变到新企业行为。

----传统企业行为由这样一些特征刻划：

⑴专门设计的生产设备，无法另作他用；

⑵巨大的库存，以应付高度不确定的市场需求；

⑶适应简单劳动和僵死岗位责任制的以计件工资为主的报酬制度；

⑷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保持生产的流水作业不间断，以免任何生产环节上发生严重的窝工现象；

⑸对最终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以保证产品不被市场竞争淘汰；

⑹主要原材料和半成品来自公司内部，以降低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

⑺大部分工作岗位都服从企业文牍严格界定的责、权、利关系，岗位之间出现的“三不管区域”的工作则无人承担；

⑻以生产设备的类型来划分企业内的厂区功能，死气沉沉，缺乏人情味，难以激发员工的创造精神；

⑼企业决策人员报酬的主体仍然是“死工资”，从而管理层缺乏创新的动力；⑽决策人员把清楚界定了的“工作”下达给生产线上的工人去“执行”；

⑾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缺乏交流；⑿信息流的形态是纵向的；⒀有相当多的纵向管理层次，叠床架屋，决策缓慢。

----与传统行为模式对照的，是由下列特征刻划的新企业行为：

⑴灵活的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可以随时调整用途；

⑵极低的库存，因为基于ERM和CRM的网络系统有能力根据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情况足够准确地预测未来相当时期内的市场需求；

⑶报酬的相当大比重由升迁制度决定；

⑷在没有订单时可以立刻中止生产线的流水作业，这要求供求预测的足够准确和供货、配料、库存系统的充分灵活性；

⑸每一名操作工人都必须对产品质量负责，质量检查是实时的，从而在企业内自发形成质量控制小组；

⑹全部原料及大部分半成品来自企业外部的“外包”市场，通过ERM系统协调和预测；

⑺以劳动者的工作小组为核心划分厂区，设备的灵活性使得生产线和设备都可以围绕着人来安排；

⑻全体员工都参与企业生产创新过程，并从创新中分享收益；

⑼每一名管理人员都可以随时加入生产操作，以补充随时可能出现的劳动投入不足。同时，这一要求迫使管理人员熟悉每一生产环节的操作情况；

⑽实时的工程调整，以实现灵活生产方式；

⑾信息流的主要形态是横向的；

⑿大大减少了企业管理的中间层次；

⒀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有充分的信息交流。

----这篇论文的作者们还以实测数据发现，那些拥有最密集的计算机资产的企业，如果同时实行了最分权的组织方式，它们的总资产在股票市场上就有最高的市值。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章在发表时因篇幅限制而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