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１００家民企排队上市

温州１００家民企排队上市
□本报记者　田　毅　温州报道

　　温州企业上市潮可以分成四个梯队，最前面的是正泰和德力西，它们都是生产低压电器的，即将结束上市辅导期，有望成为首批上市的民营企业。而后是已与券商签署协议并进入上市辅导期的８家企业，包括金狮啤酒、瑞安市的新潮、华峰；乐清市的华仪、长城、天正；永嘉的报喜鸟；洞头的三药公司。第三梯队是下一步经过筛选的２０家左右企业，作为上市备选，这些企业与前两个梯队相比，最大不同就是大多还未进行改制，重点是帮助他们完成股份制改造及上市要求的基础性工作；第四梯队是计划确定５０家上市目标企业，做为远期目标。
　　“１９８４年，我们刚创业办乐清县求精开关厂，第一个月赚到３５块钱，我就觉得成功了。”
　　而就在２００１年６月６日这一天，南存辉一手创办的温州乐清市正泰集团，企业总资产是１１亿元，去年总产值是４２亿元。回想往事，南存辉感慨唏嘘。几乎在同一时候，《温州晚报》头版刊载了正泰集团一则《关于拟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告》。
　　温州市证券办吴东主任说：“这只是开始。”“正泰变革”
　　“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南存辉用这句歇后语概括了创业初期的心态。不过，很快他就感受到了市场内在的力量。是市场，一步步导演了正泰由股份合作制，到公司制，再到集团制和（控股）集团公司制等一系列自发的制度变迁。南存辉用短短几个字总结了这个让许多人至今还琢磨不透的话题：“ （正泰）顺应天时”。
　　８０年代底，正泰股本从最初的５万元，扩大到１０００万。初期资本积累告一段落，产权打开始毫无疑问也是清晰的，但缺乏制度保障，以及越来越突出的实际经营中责权不分的弊病，使南存辉忧心忡忡。有一次，偶然他看到了当时刚刚出台的《公司法》讨论稿。于是，在１９９１年，南将正泰的股份合作制改为公司制，并引入了新的投资者。
　　９０年代初，“红帽子”盛行一时，当地官员和一些专家纷纷游说正泰也戴上一顶，以免太突出民营性质。“我们还为此开了几次论证会，但最后我还是坚持说：‘没（想）通’。你叫我把自己产权给别人，谁会干啊！？”
　　倒是后来一件“小事”，让南存辉主动开始“放权”：“有一次来了个外国定单，一要就是１００多个类型的产品，而当时我们自己仅能生产４、５个品种。将其他企业联系起来统一出口，当时的工商部门又不允许。”统一销售、统一品牌————市场需求的无形之手，使集团成员企业１９９６年一下子增至１０００余家，但随即出现的是集团各个公司“藩镇割据”。
　　低成本扩张带来高成本的管理。“比如集团让一个成员公司花２００万进行技术改造，而他自己算来本钱可能才１００万，集团集团，集而不团，你一点辙都没有。”
　　这场规范产权的“消灭二级法人运动”，足足让正泰用了５年时间：先是逐步对众多成员企业控股，而后是进入其核心决策层。“即便公司１００％是你的，但基数很小；要是做股东，虽然股权也许只有１％，但增长基数却很大。”当时的南存辉，就是这样反复劝说二级企业。
　　“最后修改公司章程的时候，大家讨论了整整三天三夜。改制的五年时间，对正泰非常关键。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才能深入人心。”南存辉对变革感触颇深。
　　１９９７年７月，正泰集团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５％就足够了”
　　一旦有了第一次，放权的步子就再也慢不下来。１９９９年，科技人员和管理层专业人士，大量进入正泰。分散股权一事被提上了桌面。原来由南氏家族占大头的状态，逐步被降低到如今的５０％。南存辉的体会是：“股权分散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的两权分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管理。”
　　记者问及正泰即将上市的公司中，南氏家族股权多少为宜时，南存辉回答： “５％就足够了。”
　　正泰集团意欲上市背后，是发展了十几年、逐步规范起来的温州第一批民营企业，共同掀起的一股上市热潮。据记者采访了解，大多数有上市需求的企业，普遍的做法是先拿出集团质量最好的小部分资产，成立子公司上市。“这显然也是清晰产权了的民营企业，最大地规避风险的选择。”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说。比如正泰就是拿３到４个主打的配电电器，作为上市公司的主产品，资产大约１亿左右。另外如浙江高邦服饰集团已向成都市递交申请报告，要求参与上市公司成都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重组，希望借壳上市。
　　温州辖下的瑞安市政府，最近更是首开政府悬赏激励企业上市先河。瑞安市政府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为了鼓励企业走资本经营道路，一旦上市即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１００万元。瑞安已有１１家企业提出要求主板或二板上市的申请。　　　　　　　　　　（下转第３版）
　　温州民企日渐成熟，引起了国内外券商的高度关注。今年５月底，美国万宝环球资本集团也在温州召开了“温州企业赴美上市座谈会”，万宝投资银行部总裁约翰·艾卡特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万宝是目前境外较早将服务目光瞄向中国大陆中小企业的国际性大财团，温州发达的民营经济有可能成为我们拓展中国业务的重要阵地。”吴东对此则泼了冷水：“就目前温州企业的规模以及大多从事传统产业的情况看，温州民企更应倾向在国内主板上市。在国际资本市场被并购的危险很大，容易成为他人食物。”脱胎换骨的进化
　　如此大规模的民营企业青睐资本市场，之所以在温州出现，除了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外，一个关键就是一开始就明晰了产权的民营企业，能够沿着市场内在逻辑，自发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００年民营经济占到了温州市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８５％，工商业总产值则占到了９５％。民营企业数目则是企业总数目的９８％强。整个温州市股份合作制企业２·４万家，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共１·６万家，私营企业４０００家，个体工商户２０多万家。
　　从家庭式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再到股份公司制的规范时期，温州第一批民企走了整整２０年。温州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马津龙主任将这一过程概括为“群众自发组织和实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他解释说：“７０年代末开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有了最初一点积累，农村大量社队企业迅速被家庭企业取代，股权也高度集中。 ”
　　“后来的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当时各方面压力下的一种变异。一些普遍持股的企业，从历史上看并不成功，因为在缺乏稳定和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时，这样做决策效率低、且分散持股的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也很高。产权于是再次集中到少数大股东手中，就像正泰的‘消灭二级法人运动’一样。”
　　“９０年代后期，一些做大的企业，面临着中层管理者和科技人员积极性下降的严峻问题，分散部分股权也就势在必行了。目前温州民企寻求上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制度创新发展的需要，上市对一个想根本上由家族式企业演化成规范化的公司制企业来说，无疑是相当不错的途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温州民企已经进入高速成长期，资金需求大，且有强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
　　针对记者提出的不少上市公司与控股母公司之间存在摩擦，特别是出现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私分上市公司财产、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等现象，马津龙主任分析说，温州公司制企业的经营权往往集中到董事会和董事长上，而董事会的成员又多是大股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两权分离，离大多数温州民企还有些距离。由此温州许多企业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也是目前一种现实选择。
　　但马津龙对温州民企的进化能力，还是相当乐观。“９０年代温州模式一度被贬低，主要理由是家族式企业无法接轨现代企业制度。现在看来，温州民营企业最大特点就是初始产权明晰、责权明确。而苏南集体企业虽然有大发展时期，但更多依赖了政府的支持，产权始终未见明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比较两种模式时对记者说，“苏南改制也许只是温州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发展道路，最终会是殊途同归。”新长征第一步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一方面温州市各类银行已经相当多，并且还有几家即将进入；另一方面是温州民企总的负债率很低，大约在２０％左右，其中向银行大规模贷款则更少。正泰集团一位高层管理人员解释说：“ 我们在银行的长期贷款为零，只有需要周转时才借助银行。以前企业发展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温州地方的民间信贷而非银行。要是单从融资角度说，我们当然宁可上市。”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底，浙江省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４５家，上市公司数在全国居第十位，累计筹集资金近２００亿元。１９９９年末，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达到了１５００亿元，占全省ＧＤＰ总量２８％。但上市公司与占企业总量９９％的中小企业相比，仍是杯水车薪。浙江证券夏玉立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浙江民营企业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企业处于规模扩展、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升级、规模扩张、体制创新压力很大。但是与浙江民间经济活跃、市场经济机制健全相对照的是，浙江省金融业对经济贡献相对较低。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浙江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为１９·９１％，而用同样方式测算全国的金融贡献率为２６·６６％。金融压抑阻碍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结果是虽然中小企业众多，但民营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后，就倾向于向省外发展，尤其是向邻近的上海浦东发展，浙江省本地则日益成为加工制造业基地，而非资本运作中心。再则，地下资本市场取代了正规资本市场发展，大量的民间资金缺乏回流到生产经营领域的健康渠道，结果是地下钱庄盛行、高利贷普遍。”
　　人民大学经济系李义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就温州而言，民营企业的确到了一个发展的平台上，进一步的提高主要是打破自身和外在的束缚，自身束缚主要来自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向治理结构明晰管理规范的股份公司制的转变；而外在约束则体现在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的实际障碍仍旧存在。上市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但绝对不能认为民企上市就万事大吉了，如何防止内部不规范关联交易，健全职业经理人机制要走的路还很长，企业制度创新是永无完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