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学会重视数据？

什么时候学会重视数据？ 
 
张向宁 

由于数字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好像一直不能为国人所良好地消化吸收。记得在拜读段永基村长反思四通的四大失误时我的感慨，到目前关于非典的种种讨论与答疑，联系到日常遇到的千奇百怪的议论、争论甚至报道，我不得不说：中国人应该重新开始学习对数据的重视。 
 
前天，作为一著名网站的短信新闻订户，我收到头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称本次非典疫情高发人群年龄段为15-59岁，占病例总数70-80%，疫情突出特点是医护人员染病比例高”。我不禁愕然：我国15-59岁的人口数本来也就是占总人口数的70-80%左右吧(我不是这方面专家，没有具体数据，但是15岁以下的儿童应该占整个人口比例超过15%吧？)，这怎么能够说明高发人群的所在呢？后来，看到这条新闻着实在很多网站上都有，是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提供的权威言论。也许，有一种可能性是采访的新闻记者记错了。另一种可能性是在医学界这样说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而到了民间，就不能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但无论问题出在哪，看来各个媒体对于数据的把握是多么不够严肃，对这样的报道也是司空见惯，从不深究，见怪不怪了。

作为一个不太严重的吸烟者，对于网上普遍流传的吸烟能够预防非典的传言将信将疑。翌日，又收到一个短信，称专家说了，抽烟预防非典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是谣传。我在网上查询了所有的相关报道，都是说“没有相关数据”、“没有做过明确的统计”，“所以……”。但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人去统计分析一下吗？难道我们的专家们一直回答“没有数据”就算是回答了问题了吗？我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个回答的出现：“据统计，非典死亡病例中有X%是吸烟者，而普通人群的吸烟者比例是X%，因此，我们认为吸烟对非典的作用是XXX。”但是，包括香港卫生署发言人近日指出的“传言指吸烟可预防感染非典型肺炎完全是一种谬误”中，除了提供三条还说的通的道理以外，也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数据。使我不解的是，数据离中国人真的这么遥远吗？或者，由于“吸烟有害健康的原因”，也许这些数据是不利于提供的？这些说明都难以使我信服。

我在企业里工作，每天面对无数的大小决策，我发现对于缺乏数据的讨论和争吵，浪费了很多企业多少的时间和精力，造成多少隔阂和矛盾，甚至酿成企业巨大的悲剧和苦果。

最使我感慨的，我记得是我读到段永基先生反省四通的四大失误时所做的总结。我在这里以此为例说明问题，绝无半点对段先生的不恭(实际我甚至钦佩段老先生各方面表现出的勇气)，只是我觉得四通的故事在中国的企业界应该说很有代表性，是无数中国企业的真实写照。根据媒体报道，在2002年这个反思的最后总结中，段永基说：“是决策系统出了问题”，“做企业，你想赚谁的钱，首先要把这个客户锁定，然后你要想，怎么才能让他自愿、积极、主动地把钱掏出来给你。这就要求你把提供这种商品、服务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想清楚。如果这个商业模型没想明白、没想对，不要轻易决策。这20年来，四通恰恰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经营管理粗放，投资决策随意性大，有效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实际上，四通的问题不是在于“没有想清楚”。决策不应该是“想出来的”——创意才是想出来的，而决策是必须根据对数据的调查、统计、分析、对比而“做出来的”。如果没有数据，决策就没有任何基础。我想，当年四通的四大失误，一定是觉得“当时”都“想的很清楚了”吧，否则怎么会一次投入几个亿的资金和人力？如果依旧靠“想”，我想再给四通几个机会，四通也不见得能把握住。

这和赌博很不同。当然，我不是说企业不需要赌，实际企业很多时候因为没有数据的基础，没有合适的参照，企业必须要去赌，赌的就是经验、前瞻性、时机、承受力和运气。但是至少，企业在做出一个“赌”的决定时，一定要清楚自己在“赌”，而衡量好自己有多少赌本。很多西方企业设立下属的风险投资机构，就是有效控制和把握“赌”的程度的一种方式，这种赌，就是有充分的把握——即使全赌输了，也不会使企业遭受灭顶之灾。企业的运作中不确定性很多，很多事情也完全非原始的数据能够提供或预测，但对数据的重视却往往能够有效地减少不确定性和决策中意见的冲突。系统的、重分析的工作习惯，也许并不能使一个企业永远正确，但至少会使它更理性，在出现偏差的时候能及时掉转船头，更早做出调整。

我不太欣赏小说里描写的诸葛亮式的神机妙算。实际上诸葛亮的策略即使是正确的，也是通过他对数据的全面调查、掌握和分析做出的。然而，现代企业早已把一个诸葛亮的神秘脑袋，变成一个团队的整体工作内容，以及系统的调查、分析、归类、总结、反馈的工作流程和习惯。如果你的企业真的有一个诸葛亮，那么你的任务是让他把他所掌握的数据共享给大家，同时把大家的数据共享给他，然后共同做出决策——这个决策，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多找几个重视数据的、重分析的、和系统的工作人员，比多找几个诸葛亮要容易的多，也现实的多。小说中把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决策过程)神秘化、个人化，实际造成了我国大量的企业家、梦想企业家和经理人的意识与行为导向误区。

社会学更多地讲求统计规律，而不能是用一、两个例子说明问题。当我们在判断一件事务时，能把“很”、“非常”、“特别”、“太”、“都”、“绝对”、“我想”、“我认为”、“应该是”……改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数字，这样的说法才有说服力，才能算得上是严肃的论述。

我偶然会看到这方面的进步，比如天气预报里会用降水概率的百分比来说明下雨的机会有多大了，污染情况可以用空气指数来衡量了等等。但是，就目前严重困扰社会的非典来讲，这种严肃的态度还异常缺乏。到现在为止，很多市民已经开始佩带口罩，但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国内有任何关于佩带何种型号、符合什么标准的口罩才符合防非典要求的通知，只是说要较厚，或者要多少层的——这些离一个严肃的定义相去甚远；是否列明有哪几种级别的疫情危险区，都应该遵循什么防疫标准和条例等等。我期盼国人能够更加提起对数据的重视，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企业，都会受益匪浅。对于大家同心协力渡过这场罕见的健康危机，也会大有帮助。

另外，顺便提一句我的建议，就是：应该迅速以强制性的指令要求北京绝大多数市民、特别是服务性机构的工作人员佩戴口罩——千万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昨天看到新闻机构宣传广州市民已经摘掉了口罩，当然意思是想表明不要被疫情所吓倒。但这场危机决不是靠面子和吓不倒的精神能够挺过去的，而是如何最有效地、迅速地减少感染的人群，才能迅速恢复社会的正常运转，恢复经济的繁荣和消费者的信心。我想，越早戴上口罩，越早这场疫情就能够被控制，也就越早能摘掉口罩，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这方面香港做的很好，值得借鉴。